【一、】
1860年，英法两国联合出兵，派遣了两万人的部队在大沽口登陆，随后向北京进发。面对这一威胁，咸丰皇帝迅速调集了包括蒙古精锐骑兵在内的三万四千名士兵，在八里桥设立防线。这支军队规模庞大，战斗力强，在清朝历史上堪称罕见。
统帅是骁勇善战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几年前，他率领蒙古骑兵在天津周边大败太平天国北伐军的精锐部队。可以说，僧格林沁的骑兵队伍是当时已经衰败的满蒙八旗中仅存的精锐力量。
在兵力对比上，清军占据明显上风。尽管英法联军总人数达到两万，但其中大部分是海军和后勤支援部队。真正能投入八里桥战斗的作战部队仅有六千多人，具体来说，英国军队约3200人，法国军队约2800人。
清军以3.4万兵力对阵英法联军的6千，兵力比例接近6:1，但最终却遭遇惨败。作为满蒙八旗的核心将领，僧格林沁并非无能之辈。他深知英法联军在装备和战术上的优势，这一点甚至连咸丰皇帝也心知肚明。在开战前，咸丰曾亲自向僧格林沁传达作战策略，明确指示应对之策。
敌人打仗时，骑兵先上，步兵跟着。一到战场，骑兵就分成两路往两边展开，步兵则排成三排往前推进。第一排蹲下，第二排稍微弯腰，第三排站直。第一排先开枪，接着第二排，最后第三排。如果我们直接正面攻击，他们的马一受伤就会乱跑，只有从侧面打过去，才能多打死些敌人。
简单来说，英法联军打仗时有个固定套路：骑兵负责左右两侧，步兵分成三排，从低到高站好，用步枪对着敌人射击。这种战术就是后来大家常说的"排队枪毙"。
咸丰意识到，清军拥有大量骑兵，若直接从正面发起进攻，可能会遭遇敌方密集火力的猛烈打击。一旦马匹受惊，整个骑兵队伍将陷入混乱，难以维持阵型。基于这一考虑，咸丰向僧格林沁提出建议，认为骑兵应集中力量攻击敌军的侧翼，这些区域防御相对薄弱，能够有效造成大量杀伤。
清政府在情报搜集和战略部署方面其实并非一无是处，其能力常被低估。不过，计划归计划，实际战况往往出人意料。在八里桥一战中，清军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重大挫败。
1860年9月21日，英法联军从张家湾出发，分成三路向运河方向进军。与此同时，僧格林沁在黄瓜园附近布置了一个半径达5公里的庞大阵型，在平原上准备迎战。当英法联军抵达战场时，僧格林沁迅速派出装备火绳枪的士兵，他们一边自信地射击，一边向前推进，目的是在正面牵制敌军火力。与此同时，僧格林沁挥动指挥旗，命令蒙古骑兵按照预定计划，从两翼包抄英法联军。
蒙古骑兵以数千之众，手持弯刀和弓箭，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冲锋。然而，英法联军并未被这阵势吓倒，他们冷静地摆出了专门克制骑兵的“空心阵”。这种阵型设计巧妙，没有任何漏洞，让敌方骑兵无从下手。结果，清军引以为傲的“斜抄横击”战术在这种阵型面前完全失去了作用。
英法联军将骑兵部署在约200米的位置，随后猛然发动猛烈齐射。精准而密集的火力瞬间击倒了大批蒙古骑兵，仅有约三分之一的士兵幸存。然而，当这些骑兵逼近至仅20米时，两门刚完成部署的4磅炮迅速发射霰弹，原本平静的战场瞬间被炮火吞噬。在密集的弹雨下，剩余的蒙古骑兵顷刻间被彻底歼灭。
僧格林沁仍未放弃，他调动骑兵后备力量，在英法联军的空心方阵中灵活穿梭，密集的箭雨如蝗虫般射向敌阵，企图扰乱对方部署，寻找突破口。然而英法联军防守严密，持续用密集火力压制清军。察觉到清军实力明显下降后，他们迅速派出锡克骑兵发动反击。
锡克骑兵是英国从印度征召的辅助部队。这些印度士兵头戴头巾，蓄着浓密胡须，骑着高大的战马，手持长矛，显得十分勇猛。他们的马匹速度极快，轻易就能追上蒙古骑兵，迅速将他们击落。僧格林沁这才痛苦地意识到，即便在近身搏斗中，清军也远远不及英法联军。
清军在激烈的炮火下迅速瓦解，战场上尸横遍野。与此同时，英法联军手持刺刀发起猛攻，清军陆军彻底溃败。这场战斗中，清军阵亡人数超过3000，加上伤员，损失惨重。相比之下，英法联军仅有5人阵亡，总伤亡人数仅为51人。
僧格林沁和胜保作为指挥官，面对战局时几乎崩溃，情绪失控。清军在这场战斗中投入了大量兵力和资源，士兵们也表现得非常勇敢，可以说是全力以赴。然而，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遭遇了令人难堪的失败。战后，僧格林沁在总结失败原因时写道。
冷兵器在热兵器面前毫无招架之力。火器的威力远非传统武器可比，一旦开炮，那些弓箭、长矛、刀剑根本起不了作用。炮火的杀伤力和射程让老式兵器显得不堪一击，战场上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抗。
在八里桥战役中，清军主力部队遭到重创，首都防线彻底崩溃。英法军队迅速攻入北京，这是清朝都城首次被外敌占领。侵略者随后闯入圆明园，将这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彻底摧毁。与此同时，咸丰帝匆忙逃往热河避难，从此再未返回京城。
就在英法联军逼近北京之际，中国南方也陷入了激烈的战乱，百姓遭受巨大苦难。曾国藩指挥着12万湘军，与数十万太平军展开残酷的战斗。咸丰皇帝为求自保，不顾前线战况紧急，急忙写信向曾国藩求助，要求他迅速派兵“北上勤王”，以解救自己的危局。
咸丰的紧急命令传到湘军在祁门的驻地时，曾国藩陷入了两难境地。尽管他一向以忠诚于朝廷自居，但这次他实在不愿北上救援。
【二、】
湘军并非清朝的正规军队，而是由地方组建的民兵性质武装。清朝的正规军仅有两支：八旗军和汉军绿营。然而，经过一百多年的统治，八旗军和绿营早已衰落，战斗力大不如前。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这两支军队的表现极为糟糕，甚至被讽刺为“听到风声就逃跑的算是上等勇气，听到传闻就逃跑的算是中等勇气，误听消息就逃跑的算是下等勇气”。
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太平军经常以少胜多，几千人就能打败数万甚至更多的清朝八旗和绿营部队。由于正规军战斗力不足，清政府被迫允许地方组建民团武装，协助官军对抗太平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组建了湘军这支地方武装力量。
起初，八旗和绿营的表现令人失望，湘军从地方部队逐渐崛起，成为战场上不可或缺的力量。尽管如此，湘军将士们心中充满不满，因为他们虽然承担了主力任务，却始终得不到应有的认可。在众多军队中，湘军依旧被视为非正式成员，地位低人一等。
以绿营为例，他们的制服上标有“兵”字，而湘军的制服则印着“勇”字。这两者在地位上差距悬殊。无论是薪资、阵亡补偿还是奖励，湘军都无法与“能力不足，消耗却大”的八旗和绿营相提并论。
湘军和朝廷的正规部队之间矛盾重重，咸丰皇帝的做法更是让双方关系雪上加霜。每次打仗，冲在最前面的都是湘军，可打完仗后，功劳却全被八旗和绿营的人抢走了。在咸丰眼里，八旗和绿营才是自己人，湘军不过是个工具。曾国藩稍微流露出一点不满，咸丰立刻下旨训斥湘军将领，搞得湘军上下憋了一肚子气，却没人敢吭声。
太平天国势力壮大后，咸丰皇帝下诏，谁能拿下天京，就封谁为王。然而，咸丰并不打算让曾国藩、左宗棠这些汉人将领得到这块肥肉，而是希望“自己人”去夺取。为此，他调集了八旗和绿营的兵力，在天京附近分别设立了江南和江北两大营。湘军的主要任务是包围和进攻天京城，而江南、江北大营则负责在关键时刻收割战果。
可惜事与愿违。1860年5月，距离英法联军攻占北京还有四个月，忠王李秀成突然对江南和江北大营发动了进攻。清军措手不及，迅速溃败，几乎全军覆没。清廷在南方的正规军主力就此彻底瓦解。
清朝的正规军队覆灭后，湘军内部不仅没有表现出同情或悲伤，反而感到异常振奋，甚至有些幸灾乐祸。左宗棠对此曾无奈地叹息道：
江南的军队已经精疲力竭，完全无法承担剿灭叛贼的任务。这次彻底的整顿，为后续的行动扫清了障碍，让接手的部队能够顺利展开工作！
咸丰皇帝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不得不将对抗太平天国的军事大权交给曾国藩，尽管他对曾国藩并不完全信任。咸丰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负责指挥战事。没有了咸丰及其亲信的干预，湘军迅速壮大，士兵训练有素，粮草充足，士气高涨。
曾国藩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逐步向太平天国的腹地推进。他利用壕沟和堡垒封锁了安庆，这座天京的重要防线。在曾国藩看来，攻下安庆就意味着剪除了太平天国的外围力量。接下来，他就能集中兵力，直捣太平天国的核心地带，彻底瓦解其统治基础。
经过几个月的包围，安庆城内的粮食早已耗尽，守城的士兵和百姓只能靠啃树皮、挖草根维持生计，城池眼看就要失守。就在这紧要关头，咸丰皇帝的求救信却突然送达。
1860年10月的一个夜晚，曾国藩在祁门接到了咸丰帝的紧急指令。咸丰帝要求他迅速集结3000名精锐士兵，任命鲍超为领军将领，务必全速赶往北京。
英法军队逼近北京，曾国藩对此早有察觉。在八里桥战役爆发前几天，来自各地的援军已纷纷抵达京城，形成了“地方官员积极支援，朝廷官员紧急调动”的局面。作为地方重臣的曾国藩，派遣军队北上支援无疑是他的责任所在。
从当时的战局来看，尽管安庆即将被攻陷，但南方的战事依然紧张，并不比北方轻松。为了缓解安庆的压力，李秀成采取了围魏救赵的策略。他率领部队发动了第二次西征，接连攻占了多个城镇，并成功占领了安徽的重要城市——徽州。太平天国的军队距离曾国藩的大本营祁门仅几十公里，形势十分危急。曾国藩为此在营帐中悬挂了一把剑，准备一旦太平军攻入，便自刎以尽忠。
局势十万火急，曾国藩立即给胡林翼、左宗棠和弟弟曾国荃等人写信，召集他们商讨救驾大计。经过讨论，众人达成共识：尽管太平军攻势迅猛，但保驾皇帝是头等大事，绝不能有半点懈怠。
但当真正要出兵的时候，曾国藩却犹豫了。咸丰在求援信里明确提到，鲍超带着三千精锐到京城后，得由胜保来指挥。正是这个“胜保指挥”的安排，让曾国藩心里打起了小算盘，同时也多了几分警惕。
胜保出身于满洲镶白旗，是曾国藩的政敌，两人关系极为紧张。在对抗太平天国的战役中，胜保屡战屡败，被人戏称为“败保”。他才能平平，性格嫉妒且刻薄，对曾国藩的军事成就心怀不满，因此多次与湘军将领发生激烈冲突。胡林翼曾公开指责胜保的行为。
这种人“赢了就得意忘形，输了就甩锅给别人，做事轻率不靠谱，自私自利不讲情面”，“心里全是嫉妒和算计，总想着掌控所有人，实际上连一个都管不好”。他们就是那种“赢了就鼻孔朝天，输了就装不认识，做事没计划，只想着自己捞好处”的人，“满脑子都是怎么踩着别人往上爬，以为自己能掌控一切，其实连自己都搞不定”。
胜保之所以能保住显赫地位，主要得益于他的满族身份。咸丰皇帝利用他作为制衡曾国藩等汉族地方武装力量的工具。
鲍超北上后，将由胜保接管其部队。胜保能力不足且心胸狭窄，胡林翼担心他可能借机吞并鲍超的兵力。基于此，胡林翼主张，即便鲍超北上，也应将其部队交由他人指挥，而非胜保。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曾国藩尽管常以“忠臣”自居，但实际上他更像是一个地方武装的首领。对他来说，军队不仅是力量的象征，更是他个人权力的核心，必须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绝不允许他人插手。他的这种态度，实际上反映了他对权力的极度掌控欲，而不仅仅是对国家的忠诚。
鲍超作为湘军中的杰出将领，被誉为“骁勇之将”和“后起之秀”，他指挥的“霆营”更是湘军的中坚力量，这样的精锐部队岂能轻易拱手让人？如果鲍超离开，湘军将失去对抗太平军的关键力量，攻打安庆、进军金陵的战略目标也将难以实现。
俗话说“动利益比动灵魂还难”。对曾国藩而言，他更在乎自己的小圈子，而不是保护京城、赶走敌人的大事。
【三、】
在曾国藩看来，英法联军的入侵主要出于经济利益。即便他们攻占了北京，也没有彻底推翻清朝统治的意图。在他看来，签订一些不平等条约、割让部分领土或支付赔款，这些损失都是可以接受的。
于是，曾国藩打定主意，对咸丰皇帝的困境选择袖手旁观。但身为“忠臣”，明摆着按兵不动实在说不过去，至少得装出一副“忠心耿耿”的姿态。因此，他立刻回信，言辞“慷慨激昂”地表示：
我虽然身居要职，又有些虚名，但如果不去为国家和君主分忧，将来肯定会后悔，也怕死后被人嘲笑。至于事情能不能成功，我就不多考虑了。这个改写版本：1. 使用更口语化的表达，如"身居要职"替代"忝窃高位"，"为国家和君主分忧"替代"赴君父之难"2. 简化了句式结构，将原文的并列句式改写为更流畅的叙述3. 保留了原文的核心意思：身居高位者应为国分忧，否则会后悔和被嘲笑4. 去掉了原文中的文言虚词，如"余"、"既"、"复"等5. 保持了与原文相近的字数6. 没有添加或删减原文的核心信息7. 使用了更直白的现代汉语表达方式8. 保持了原文的逻辑顺序和层次结构
然而，曾国藩突然转变了话题：
鲍超虽然被誉为勇猛的将领，但缺乏深远的战略眼光，士兵们未必愿意追随，而且周边地区的粮饷供应也难以保障。
鲍超虽然打仗勇猛，但缺乏谋略，并非能够担当大任的人才。于是曾国藩主动请缨，建议皇上不必派鲍超出征，而是从他和胡林翼两人中挑选一位领军北上，希望能为国家尽一份力，以解心头之恨。
曾国藩的言辞巧妙得无懈可击，令人难以挑出破绽。然而，细细推敲，他的理由其实经不起推敲。咸丰皇帝派鲍超北上支援，只是让他担任一名普通将领，而非统帅，根本不需要所谓的“远见卓识”。因此，曾国藩的说法不过是个借口罢了。
曾国藩和胡林翼作为重要将领，关于谁率军北上的问题，必须等待咸丰皇帝的正式任命。这一安排为曾国藩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北京和祁门相隔几百公里，那时候通讯手段很落后，既没有电话也没有电报，消息传递全靠骑马和驿站接力。咸丰在9月29日发出的命令，过了半个月才送到曾国藩手上。曾国藩花了十天时间回复，建议让胡林翼带兵北上，而不是派鲍超。等咸丰收到奏折并同意这个请求，又得等上十来天才能把新命令传达到曾国藩那里。而曾国藩从接到命令到准备出发，至少需要两个月。等他们最终抵达北京，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半年，这样的速度根本来不及应对当时的紧急情况。
将领带兵打仗，首要任务就是迅速应对紧急情况，就像救人于水火一样刻不容缓。面对危急时刻，任何琐碎事务都应暂时搁置。如果真心想解救北京，就该立即行动，无需等待咸丰的回复，直接率军北上支援。然而，曾国藩不仅没有派出任何兵力，反而在那里反复讨论、来回奏报，这种行为无疑是在故意拖延时间。
曾国藩认为，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并不会彻底推翻清朝政权，他们更可能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和勒索财物后就撤军。相比之下，太平军的势力扩张才是真正威胁清朝统治的致命问题。因此，他主张优先应对太平军的威胁，至于那些"国家兴亡，人人有责"的宏大口号，完全可以暂时搁置一旁。
正如曾国藩预料的那样，北京周边的局势迅速出现了转机。清政府很快与英法两国达成了不平等协议，英法军队随即从北京撤离。这样一来，湘军北上的支援计划就显得多余了，曾国藩得以集中精力对付太平军。没过多久，清政府就发出命令，要求鲍超的部队停止前进。仅仅过了三天，朝廷又下达指令，明确表示曾国藩和胡林翼都不必进京。
咸丰皇帝明确指示曾国藩和胡林翼，务必全力以赴平定太平军，并对他们寄予厚望。虽然咸丰深知曾国藩之前见死不救，但此时也无可奈何。僧格林沁战败后，朝廷已无其他可依赖的力量。面对这种局面，剿灭太平天国的重任只能落在曾国藩肩上。咸丰不得不接受现实，承认曾国藩的重要性。
1861年7月，安庆城终于被攻陷。曾国藩在面对外敌时表现犹豫，但在对付自己人时却毫不留情。城内的军民，总数超过一万，全部遭到曾国藩的屠杀，整个城市因此变成了一片废墟。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和李鸿章与英国、法国等外国势力联手，组建了一支装备西方武器的部队，共同对抗太平军。这支被称为“洋枪队”的武装力量，成为了清政府镇压起义的重要工具。
多年后，天京陷落，曾国藩放任湘军大肆屠戮，昔日热闹的金陵城沦为一片废墟。这充分暴露了曾国藩“内战勇猛、外战无能”的本质。他对外敌束手无策，却对同胞痛下杀手，既谈不上忠义，更不配称为圣人。他带领的湘军，为后来的军阀割据埋下祸根，中国的一统局面自此徒有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