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初期，山西成为华北地区最具战略意义的战区，也是日军主要进攻目标。面对强敌压境，当时掌控山西的军阀阎锡山展现出坚定的抗日决心。在此期间，他与中国共产党展开了真诚的合作，共同抵御外敌。

阎锡山一向讲究实际，对共产党的不少优点持肯定态度。他特别认可共产党军队的政委体系，并主动借鉴其管理军队的方法。

中国共产党迅速在山西取得进展，帮助当地军队组建了一支新型革命力量，称为“山西新军”。

山西新军，正式名称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是一支特殊性质的军事力量。它并非纯粹的晋军体系，其军官团队，尤其是政治工作人员中，包含了大量共产党员，如薄一波、陈光等人物。同时，这支部队也不完全隶属于八路军，实际上它是国共两党合作背景下诞生的一支联合武装。这支部队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融合了双方的特点，成为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

阎锡山不久便意识到自己的决策有误。他明白，共产党的制度体系并不适合国民党。尽管山西新军表面上归属于晋军，但实际上与共产党的关系日益紧密，阎锡山感觉自己反而在为共产党铺路。

阎锡山意识到形势严峻，山西境内109个县中，超过半数已倒向共产党，部分地区甚至成为其稳固的根据地。他感到自己正陷入两难境地：前方有日军步步紧逼，后方则是日益壮大的共产党势力。这种局面让他深感不安，几乎无立足之地。

日军此时试图拉拢阎锡山。战争爆发前，阎锡山在山西创办了数十家初具规模的工业企业，但这些企业后来被日军侵占。为了诱使阎锡山合作，日军派遣密使进行游说，承诺将归还其46%的资产。

阎锡山素来亲近日本，得知这一有利消息后，迅速与日方建立了联系。

1939年3月，阎锡山召集了一次名为“秋林会议”的重要集会。在会上，他公开宣扬中国与日本可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同时暗示国共两党之间将爆发未公开的战争。这次会议标志着阎锡山正式转向反对共产党的立场，成为其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针对阎锡山的错误做法，毛主席深感忧虑，迅速确立了"坚决抗日、反对投降、维护团结"的方针。为修复双方关系，加强抗日统一战线，毛主席特地派遣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前往山西开展工作。彭德怀此行肩负着化解矛盾、凝聚共识的重要使命，体现了共产党人维护民族团结、共同抗日的坚定立场。

彭德怀与阎锡山会面时，阎锡山率先发难，拿出一堆晋军将领写的告状信，声称八路军在山西新军里大肆发展党组织，违反了双方之前的约定，指责共产党搞“渗透”。

彭德怀随即拿出一摞秘密文件，里面全是国民党在山西新军内部搞分裂、阻挠抗战的证据。

双方各自坚持己见，最终未能达成共识，谈话以破裂告终。

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下令新军协助晋军进攻同蒲铁路。然而，这其实是晋军与日军合谋设下的陷阱，意图两面夹击新军，彻底消灭这支队伍。

韩钧作为新军二纵的政治委员，识破了阎锡山的阴谋，果断拒绝执行其指令。阎锡山对此极为不满，随即公开指责新军二纵为“叛军”，并下令迅速剿灭。与此同时，蒋介石也表态支持阎锡山，承诺中央军将提供协助。

彭德怀在西安期间，与一些支持抗日的国民党“中间派”人士进行了交流，其中包括西安行营主任程潜。

程潜坚定支持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立场，对八路军的抗日行动也深表敬佩。然而，当彭德怀前来拜访时，程潜却感到有些棘手，因为蒋介石委派的绥德专员何绍南当时正在他那里。

何绍南因其频繁制造事端而声名狼藉，被誉为“反共摩擦专家”。他不断在国共两党之间挑起争端，刻意制造矛盾，严重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

彭德怀见到何绍南时，情绪激动，直接斥责道：“你这个祸害百姓的家伙，在陕北搞分裂、贪污腐败，绥德老百姓对你的投诉信都堆成山了，你居然还敢在这儿胡说八道？！”

彭德怀情绪愈发激动，突然冲上前去，狠狠打了何绍南两巴掌。何绍南见状，惊慌失措，转身就逃。彭德怀紧追不舍，显然怒气未消，打算再给他点教训。

关键时刻，程潜出面调解，成功劝阻了彭德怀的行动，使得何绍南得以幸免于难。

彭德怀怒气未消，直视何绍南说道：“你们要是敢先动手，我绝不会退缩，必定加倍奉还！”

何绍南被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更别提反驳了。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幽默地评价道："彭老总在西安城大显身手，简直和孙悟空大闹天宫有得一比！"

彭德怀痛斥国民党官员的事件迅速在国民党内部传开。蒋介石对此极为不满，但因自知理亏，只得忍气吞声，最终将何绍南调离原职以平息事态。

何绍南这次挨了打，不仅没醒悟，反而变本加厉地给蒋介石卖命，到处制造事端。蒋介石后来还把他提拔成了中将，让他继续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新中国成立后，蒋介石认为何绍南已无用处，便将其遗弃在大陆，任其自行生存。何绍南只得悄悄返回家乡，隐匿行踪。

1954年，何绍南因被人告发，最终被押送至陕西绥德，并在那里被处以枪决，结束了他充满罪恶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