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1日，一声悠长刺耳的汽笛声划破夜空，沉重的蒸汽机头带着数节车厢离开哈尔滨火车站。

一个衣衫褴褛，浑身是伤口的妇女坐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伤口带来的疼痛让她眉头紧锁，这是她在人世间的最后一个夜晚。

远处的天边露出白色，押解着妇女的火车开进了珠河，站台上布满了日伪军。

她被架到事先准备好的马车上，有节奏的马蹄声和日军嘈杂的喊叫声打破了小城清晨原有的宁静。

马车在日军的看守下缓缓穿过街道，朝着北门外的目的地走去。马车上，那位妇女扬起头颅，完全没有因为“示众”而感到“羞愧”，相反，她的眼神里充满着坚毅。

走着走着，人群里传来窃窃私语的声音，不少老百姓也认出了她。就在这时，一个年迈的老妇对着马车哭喊道：“李姐！你不要走！”

这位被日军扣押，即将走向刑场的妇女便是抗日英雄赵一曼。在她牺牲前，日寇为了能从她口中得到有用信息，多次动用重刑折磨她，日寇的手段残酷到就连同部队的人都看不下去了，多年后，一位年迈的日军回忆起赵一曼牺牲前的悲惨画面时，他十分痛苦地说：“她的惨叫声像来自地狱的悲鸣。”

赵一曼，原名叫李坤泰，赵一曼是后来因革命而改的名字，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更熟悉李坤泰这个名字，这也是大家叫她‘李姐’的原因。

赵一曼虽然出生在富裕家庭，但是她的家人并不愿意让她接受教育，后来是在郑佑之的帮助下，她才得到念书的机会。

进入宜宾女子中学后，成绩优异的她被选为支部委员。随后，又被推选为学生会常委兼管总务股工作。

1926年初，赵一曼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国庆，党组织决定送赵一曼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赵一曼很珍惜这次的学习机会，在校期间，她不但学习了军事知识，同时也接受了军事训练，这种训练在一定程度上也磨练了赵一曼的心智。

1927年9月，赵一曼迎来新的学习机会，组织上派她去苏联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赵一曼和同学陈达邦结婚。

婚后不久，赵一曼和陈达邦就迎来好消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来了，这个孩子的到来也给赵一曼和陈达邦带去希望。

赵一曼怀孕的时候正好赶上莫斯科的冬天，再加上赵一曼底子薄弱，怀孕让她并不好受，为了照顾赵一曼，陈达邦也牺牲了部分学习时间。

然而就在赵一曼怀孕期间，一个任务突然降临，组织上需要赵一曼立刻回国。赵一曼深知丈夫一直期待着新生命的降生，但是她作为我党的一员，必须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回国后，赵一曼来到宜昌从事秘密工作。当时，中国革命正处在低潮，环境十分艰难。为了安全生下孩子，赵一曼也吃了很多苦头。孩子生下后，她顾不上休息，立刻到上海找到党组织。

从这之后，赵一曼便做着保家卫国的危险工作，她明明知道随时都有可能牺牲，但为了国家和人民，她没有一丝一毫的惧怕。

赵一曼是在1935年落入日军手里的。这一年，珠河“讨伐”队包围上来，呼啸而过的子弹打破小城的宁静。赵一曼所在的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2团被日军包围，为了掩护部队突围，赵一曼受了重伤。后来在农舍养伤时，因密探报信，导致部队被日军包围。一场激烈战斗后，赵一曼的左手腕被打穿，因伤势严重而昏迷，最后不幸被敌军俘虏。

等赵一曼彻底清醒过来后，她已经躺在滨江省警务厅的马料房里。

赵一曼一睁眼，就看见站在自己面前的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股长大野泰治，他一双眼睛死死盯着赵一曼，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

见赵一曼苏醒过来，他开始盘问赵一曼，赵一曼先是不理，然后大声骂道：“要想从共产党人身上得到什么，比钻进火山还要困难！”

敌人见她完全不吐露关于抗日的信息，便撕下伪善面孔，开始给赵一曼上酷刑。重刑加身，赵一曼喊得撕心裂肺，但没有向敌军吐露任何消息。

见赵一曼晕了过去，敌人连忙把她送进医院，并派人严加看管。别以为是敌人发善心，他们只不过是想从赵一曼嘴里得到“抗联”的秘密罢了。

正义永远站在真理面前，心善之人，永远会得到别人的帮助。

住院期间，赵一曼主动把抗日联军的斗争生活讲给看守董宪勋和护士韩勇义听。

这里要说一下女护士韩勇义。韩勇义本来拥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但是因日本侵略者，她变成了没有父亲的孩子，韩勇义实在是恨透了这些日军。

当她听到赵一曼讲述的亲生经历后，便对赵一曼产生了敬佩之情。经过几次谈话，韩勇义发现赵一曼不仅长相端庄，而且还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跟她相处起来，更像是跟一个邻家大姐姐交往。

在赵一曼的开导下，韩勇义渐渐明白，儿女情长算什么，还有比国家之难、民族之事更重要的事情吗？她还知道了，在沦陷的哈尔滨之外还有无数的大山，那里面藏着为国家、为自由而奋斗的战士。

人的生命是顽强的，尤其革命者更是如此，赵一曼的伤口在医生的治疗下有了显著好转。治疗期间，韩勇义也多次挺身而出，她以赵一曼伤口恶化为借口，帮助赵一曼躲过多次刑讯。

对于一般病人来说，病情得到好转是值得开心的事，但是对于赵一曼来说，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折磨。她随时会被送往监狱接受非人待遇的拷打，想要让赵一曼彻底治愈，唯一的办法就是想办法让她逃出医院。

就这样，董宪勋和韩勇义成了赵一曼的“医生”，他们开始重新为她制定“治疗计划”。

董宪勋雇了一辆小汽车到东方旅馆接韩勇义去医院，韩勇义进入病房，给赵一曼换上新衣服，然后和董宪勋一起把她背出病房。

三人的逃往之旅正式开始，他们的目的地是游击区。然而就在他们即将抵达游击区的时候，敌人的魔爪朝他们伸来，三个人又被抓到了监狱中。

因无法承受敌人的拷打，董宪勋牺牲在监狱里。而赵一曼和韩勇义则继续遭受着敌人的重刑。

经过七个小时的酷刑后，敌人依旧没有从赵一曼嘴里得到任何他们想知道的消息。看着赵一曼血迹斑斑的脸庞，敌人知道再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让赵一曼屈服了，既然她已经没有用了，那就不用留着了。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牺牲在曾经战斗过的珠河。

赵一曼牺牲了，那韩勇义的结局是怎样的呢？韩勇义的身份毕竟和赵一曼不同，这点敌军还是知道的，他们对韩勇义动用重刑，无非是想知道赵一曼的计划，但是几次重刑下来，却没有从韩勇义口中得到任何有用的消息。

得知女儿被敌军抓捕后，韩勇义的母亲为其奔走，韩勇义最终还是被降刑了，四个月后，韩勇义被释放出狱。

1939年，韩勇义在出狱两年后收获了爱情。结婚后，韩勇义对家人说她想去参加抗日战争，她还是无法忘记当年在医院里遇到的女英雄赵一曼。

日本投降后，东北的同志找到韩勇义，吸收她参加了革命工作。然而就在韩勇义准备为国家做贡献时，她在监狱里落下的旧疾复发，虽然经革命同仁尽力抢救，但她最终还是去世了。

韩勇义随着赵一曼的脚步走了，她虽然没有等到新中国的到来，但是让人感到安慰的是，她看到了日本投降，看到了光复后的东北。

冬天过去，春天总会到来，或许在另一个世界，韩勇义已经把这些喜讯一字不落地讲给赵一曼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