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电影史上，有一部反映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优秀作品，那就是1984年，由我国著名导演谢晋执导，唐国强的主演的《高山下的花环》。

这部电影，不仅很好地展现出了唐国强饰演的指导员，从一名不能吃苦、甚至生活都不能自理的公子哥，到成为一名真正军人的转变，更从侧面反映出了当年那场战争背后的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比如性格耿直的副连长靳开来，因为说话直，平常得罪人多，并且在战场上为了解决饮水问题，擅自砍了甘蔗，最后没有拿到功勋章。又比如，连长梁三喜，家境困难，和战友们借了一些钱，在牺牲之后，他的母亲和妻子，不远万里，用两条腿走到了部队，帮梁三喜还了这些欠款。实际上，这种情况并非杜撰。

在现实中，确实有很多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烈士，虽然给予了一定的抚恤金，但烈属生活依然很困难。

挑衅与压制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的前夕，国际局势变得格外微妙和凶险。从大局来看，全世界都笼罩在了冷战的铁幕之下，中美苏三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从60年代末就陷入恶化，到了80年代末，几乎已经位于破裂的边缘，而中美之间的关系相反变得缓和了很多。

为了制约在东亚地区制约中国，苏联开始大力扶植中国南边的越南，而越南在统一之后，也开始推行所谓的"印度支那联邦"的野心，企图争霸南亚次大陆。为此，两国在1978年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苏联还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先进武器，包括180架米格-21战机、350辆T-54坦克和配套的导弹系统，这些装备的性能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中国的边防部队装备的59式坦克和歼-6战机。

有了苏联的撑腰，越南开始在中越边境挑事。首先是国内大量排华，驱逐了23万的华裔。其次，1978年8月，越南的军队在中越边境制造了"庭毫山事件"，用枪打中国居住在边境的平民，造成了6死14伤。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到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夕，越南几乎每天都要制造一起挑衅事件。除此之外，在云南控制了老挝和柬埔寨后，越南的势力范围和中国云南、广西交界的边境线已经长达2000多公里，在这漫长的边境线上，越南部署了7个师，形成了妄图进攻中国的态势。

对此，中国高层决定给予越南一点颜色看看。临近越南的昆明军区、广州军区在1978年的下半年就已经开始了秘密动员，到12月份，中央军委开会确定了作战方案，并已经在前线集结了9个军29个师，总兵力达32万人。

1979年2月17日，就在春节过后没有多久，对越自卫反击战就正式开始了。按照中央军委的作战计划，分为了东线和西线两个战场，东线主要是广州军区的部队，西线则是昆明军区的部队。2月17日凌晨，在中越1400公里的边境线上，万炮齐鸣。东线的7个师，在许世友将军的指挥下，从广西多个方向向越南发起进攻，采取南北对进的作战手段，首先以猛烈的炮火对越军的前沿阵地进行了覆盖射击，随后步兵在坦克的配合下迅速突破越军防线，在22日实现了对越南重镇高平的合围。在攻打高平的战斗中，部队遭遇了越军的顽强抵抗，经过激烈的战斗，最终歼灭了大量越军，在25日，占领了高平。

西线的4个师则是在杨得志将军的指挥下，从云南方向出击。充分发挥了炮兵的优势，对越军的阵地和据点进行了有效的打击，灵活运用穿插迂回、分割包围等战术，歼灭了大量越军有生力量，迅速突破了越军的防御，向越南纵深推进，相继攻占了老街、柑塘等地区，和东线的部队形成了对越南北方的钳形攻势。

2月27日，战役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东线的广西部队开始分三路向谅山发起攻击，调集了300余门重炮实施火力全覆盖，仅在3月1日就发射了炮弹多达9900余发，创下了单日弹药消耗的纪录。在此强大火力的掩护之下，我军越过奇穷河，在3月4日占领了谅山市。

而云南方向的部队则是相继攻占了沙巴、铺镂、郭参、封土地区。到了3月5日，中国军队已经推进了40千米，攻占了谅山、高平、老街等省城和20多个边境城镇及战略要点，越南首都河内已经完全暴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火力射程下。就在当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自卫反击作战的预期目的已经达到，参战部队开始撤军。到3月15日，中国军队最后一辆军车回到中国领土。16日，中国宣布完成撤军行动，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 ，前后历时28天。

伤亡与抚恤

历时不到一个月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了个越南措手不及，也给予了越南方面极大的震慑。但由于我军久疏战阵，加之是深入异国他乡作战，在给予越南军队沉重打击的同时，我军也付出了一定的伤亡代价。

伤亡人员首先来自于正常的战斗减员，尤其是在第一阶段的边境突破战役中，伤亡非常严重，占到了总的伤亡的一半左右。东线的一个主力师，在进攻高平过程中，第一天的伤亡就高达600多人。西线的部队，在攻打老街的过程中，一个团在夺取孟康县城时，遭遇到了越军特工队的伏击，2小时内就伤亡了187人。

在占领高平之后的第二阶段作战，伤亡也较为严重，达到了三分之一，尤其是由于纵深作战之后，由于对当地地形不熟悉，容易遭到越南军队伏击。这个集中体现在装甲兵的伤亡比率很高，几乎达到了5分之一，因为越南军队当时较为普遍使用的是苏制AT-3反坦克导弹，对坦克装甲拥有很强的杀伤力，而我军对此缺少应对的策略。

在最后的后撤阶段，也造成了一定的人员伤亡，尤其是担负阻击任务的部队，但从伤亡率来看，是进攻部队的2.3倍，而且由于为了急着回撤，在战场救护方面也做得不到位，加重了伤员的死亡率。除了战斗减员之外，还有很大比例的非战斗减员。据统计，因为亚热带疾病导致的非战斗减员多达3700余人，此外还有一些在战场上的失踪人员，因为雨季的提前到来，使一个师的非战斗减员就达到了500多人，在西线部队强渡红河时，强渡部队遭水流卷走97人。

越南方面，为了夸大自己的战果，宣称歼灭了中国军队6万多人，但实际上，根据美国兰德公司通过卫星影像和无线电监听分析认为，中方的实际伤亡应在3.2万至3.8万人之间。直到201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解密了相关档案，认定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军共牺牲官兵8531人（含失踪后被追认烈士者）、负伤2.3万余人。

面对如此数量的牺牲烈士，我军紧接着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善后抚恤事宜。1980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在之前烈士抚恤相应的政策和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相关内容，为烈士的认定和抚恤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和规范。

抚恤的内容，主要分为一次性抚恤金和定期抚恤金两个部分。一次性的抚恤金标准，根据烈士生前的职务、级别会有所区分，具体来说，就是师级别700元，团级别650元，营级别600元，连排级别550元，战士500元，民兵470元。而定期抚恤金，则是对于烈士的遗属，如果还有父母、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等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亲属，每个月对定期发放一定的抚恤金。根据各地经济条件不同，也会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每个月的定期抚恤金在20-30元之间，而在经济稍好的城镇地区，会稍高一些，达到30-50元。

而对于抚恤金的发放，二者也有所区别。只要在烈士的身份认定之后，部队上就会协同地方的民政部门，尽快地将抚恤金发放到烈士的家属手中，广西在战争结束之后的半年内，就完成了90%烈士一次性抚恤金的发放工作。而定期抚恤金的发放，则是建立了长期的发放机制，民政部门会定期审核领取人员的资格，确保抚恤金准确无误地发放到符合条件的烈士遗属手中。

困境与无奈

应该说，这些抚恤的情况，和现在的经济发展条件下，自然无法相比。但是，在当时的经济水平下，即使说虽然不能完全弥补家庭失去亲人的巨大伤痛，但也对烈士的家属在经济上予以了一定的补助。以1979年的物价水平来看，当时的猪肉价格大概是1斤1元钱，而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大概在30多元，即使不看一次性补贴，就算每个月的定期抚恤，还是能够维持一个家庭的基本温饱的。

但是，从后续的情况看，烈属的生活还是遇到了一些困境和无奈。首先从抚恤的金额看，一次性的抚恤金额还是偏少了。因为在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烈士的抚恤金就已经到了300元的标准，到了20多年后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并没有提高多少，这期间就没有充分考虑到20多年来经济的发展和物价的提高。

其次，对越反击战发生的时间段正好是我国改革开放开始的时期，尤其是1984年，推行价格双轨制以后，物价提高，1985年城镇烈属拿到的500元抚恤金，实际的购买力仅相当于1979年的38%。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活的成本在不断上升，但是烈士的家属的定期抚恤金的增长却十分缓慢，在战争结束后的十年间，食品、日用品等的物价普遍上涨了数倍，在物价上涨的冲击下，原本几十元的定期抚恤金所能购买的生活物资越来越少。

此外，在抚恤金的发放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缺口。抚恤金的发放采取"分级负担"的原则，城镇户口的由民政部门支付，而农村户口则由公社集体承担。显然前者要比后者快得多，在广西的一个县中，差距就很明显，城镇户籍的烈属平均在战事结束后3个月内就收到了抚恤金，而农村的烈属中一部分延迟超过了1年。档案资料显示，当年中央财政划拨的抚恤专款为4200万元，但基层实际发放金额存在30%以上的缺口。

由于资金存在缺口，有的地方政府当时还采取了"以工代补"方式来弥补。云南文山采取了"三优先"政策，也就是优先安排子女进入社队企业，优先分配化肥指标，优先批建宅基地。但是后来由于市场化浪潮的冲击，这些当年的优待措施也逐渐失效，尤其是国企改制之后，很多地方不再承认这种政策，在广西的某边境县，2003年的时候，一个烈士的妹妹拿着1982年县政府开具的招工介绍信，到县劳动局交涉需要提供工厂工作时，被告知"政策已失效"。河南商丘的烈士家属也遇到了同样问题，希望能够在当地的工厂上班，虽然多次向工厂申请，但是以工厂编制有限、自身技能不足等加以了回绝。

除此之外，按照规定，对烈士子女和父母在教育和医疗方面是有政策倾斜的，但是由于有的地方教育医疗资源有限，也存在照顾做得不到位的问题。四川籍的烈士子女李华入学时，按照政策规定，可以减免部分的学费，但是学校却以各种理由来拖延减免，导致孩子面临辍学的风险。湖北籍的烈士周成的父母患有慢性病，需要长期就医，但却并没有因为烈士家属的身份而得到特殊的照顾，报销的医疗费用有限，使得家庭经济雪上加霜。

当然，国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也对后续的抚恤政策进行了调整和改善。东部一些省份，已经将抚恤金调整到了1480元每个月。此外，从2009年开始，国家对烈士子女发放教育补贴，每人每月给予一定金额的补助，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在一些地区，还设立了烈士家属生活困难救助基金，对生活特别困难的烈士家属给予临时救助。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烈士家属的经济压力，让烈士家属感受到了社会的关爱与尊重，才能以此告慰烈士的英灵，不能让烈士流血又流泪。

信源：

1.难忘1979：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全纪实.中国军网.

2.民政部关于对越自卫还击战牺牲烈士的家属定期定量补助问题的通知.法律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