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三年春，南京诏狱传出七十老卒陆仲亨的供状："韩国公尝言，当效汉光武事。"这份指向李善长谋反的证词，实为大明开国第一文臣的催命符。当锦衣卫冲入凤阳李宅时，这位七十七岁的退休丞相正在校订《大明律》注释，案头还摆着朱元璋亲赐的"开国辅运"铁券。

淮西集团的崛起埋下祸根。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被困鄱阳湖时，李善长在应天府三昼夜筹集三十万石军粮，这种恐怖的动员能力令元璋既喜且惧。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此战后淮西将领联名请封李善长为"萧何再世"，这个称号逐渐演变为淮西文官集团的集结号。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六国公中五位是武将，唯独李善长以文臣之身位列勋贵之首。

胡惟庸案成为皇权收网的契机。洪武十二年，通政使曾秉正弹劾李善长"门生故吏遍六部"，揭开了清洗序幕。朱元璋在废除中书省前夜，特意让李善长主持修订《祖训录》，看似尊崇实则剥离其权力根基。当胡惟庸被控谋反时，刑部档案显示涉案人员七成出自淮西，这个数据让退隐多年的李善长再难独善其身。

朱元璋的权谋堪称滴水不漏。他先以"私运禁物"罪名逮捕李善长妻弟丁斌，逼其供出李存义（李善长之弟）与胡党往来细节。

据《逆臣录》记载，审讯中特意安排李善长早年部属作证，坐实其"知逆谋不报"的罪名。更绝的是授意钦天监奏报"星变应在大臣"，借天象之说堵住悠悠众口。

垂暮功臣的生存智慧终究敌不过皇权铁律。李善长退休后仍保留二千石岁禄，这种超规格待遇实为监控手段——其庄园管事皆为锦衣卫暗桩。当解缙冒死上《论韩国公冤事疏》时，朱元璋冷笑着对朱允炆说："今日不杀李善长，他日谁为尔杀蓝玉？"这道诛心之问，道破了屠戮功臣的本质逻辑。

耐人寻味的是，被赦免的驸马李祺在永乐年间重修《太祖实录》时，将父亲之死归咎于"交通胡党"。这种自我污名化的操作，实为保全家族的政治投名状。而李善长耗费半生编撰的《大明律集解》，最终成为永乐朝完善特务制度的参考——他毕生构建的法治理想，终究沦为专制皇权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