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代时期川西地区著名的大地主，刘文彩过着十分豪奢糜烂的生活。

这样的他，自然也十分追求死后的哀荣。

就如前朝皇帝生前就下令工部为自己建造陵寝一样，刘文彩在世时也早早为自己的后事做起了打算。

他及家人都提前用昂贵的木头打造好了自己的棺材，尽数停放在单独开辟出来的棺材室里。

1949年，他因病去世后，因有他的军阀弟弟以及他的后代子孙操持他的后事，在繁琐的丧葬过程之后，他也风风光光地被葬入了提前看好的墓地。

甚至，在他入土为安后，为确保他死后不被打扰了清净，族中还特地安排了较为落魄的族人充当他的守墓人，实现“互惠互利”。

谁都料不到的是，做了这么多的准备，1958年，刘文彩还是难逃暴尸荒野的命运。他的守墓人也因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急火攻心，随他而去。

四川西部的大邑县距离成都足有60公里，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小县城。

但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它却是全国闻名，只因这里产生了一个支系庞大、赫赫有名的家族——刘氏家族。

其中，大地主刘文彩不是刘氏家族中权势最大、地位最高的一个，却凭借“既土气又疯狂”、“既凶残又狡诈”、“剥削和压迫农民较为突出”等特点，成为了川西地主乃至中国地主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个。

也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他都是国家对人民进行阶级教育的一个反面例子。

现如今，刘氏庄园的老公馆、新公馆都在对外开放，供后人透过这座院子套院子、占地面积极大的宅院去感知当时的历史，感知刘文彩等人的罪恶。

刘文彩是清光绪13年生人，在家里的六兄弟中排行第五。

在他的幼年时期，他的家世在当地，也即四川西部的大邑县并不显赫。因家有田地30余亩，全家主要务农，另经营有酿酒作坊，虽比上不足，比下却是有余。

刘文彩年纪稍长一些后，也被父母安排了一些活计，主要是在自家的酿酒作坊里役使工人，让其吆赶牛车运送原料。

其实，在更早些的时候，他的父母不是没有生出过让他读书考取功名的念头，为此还特地将他送进了私塾。只是刘文彩生性贪玩，心思都没有放在学习上，几年下来毫无寸进，到后来甚至弃学鬼混，他的父母只要把他抓回家里搞杂务。

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唯一的弟弟刘文辉。后者是刘文彩成为川西大地主、在乡野间横行霸道的底气和倚仗。

刘文辉出生在1895年，比刘文彩小6岁，却早早在学业乃至事业上赶超了刘文彩。

13岁时，刘文辉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公费的成都陆军小学，21岁从保定军校第二期炮科毕业，回到四川开始了军人生涯。

就如他13岁那年，在入学试卷上写下的“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非常之人必行非常之事”一样，后来他搅动四川风云，也给当时的时局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那时的四川正处在军阀割据的状态，在混战中实行了防区制，军队的权力极大，在防区内不止管军事，还管政治、经济和文化。

刘文辉也是抓住军阀混战的机会，通过站队、打胜仗等方式争取地位的上升，32岁当上了川军24军的军长，34岁当上了四川省主席，管辖的地盘包括81个县，7个师，20多个旅，共计14万军队。

刘文辉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和时局、运气、努力等等离不开关系，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在军中有人。

在刘文辉早期的军事生涯里，他的堂侄、比他还小5岁的刘湘给了他很大的助力。

刘湘1909年便从军校毕业，此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混战，逐步成为四川总司令、四川省长，对刘文辉多有扶持。

那个时候，这对堂叔侄还属于“利益共同体”，联手灭掉了四川境内包括杨森在内的其他军阀势力，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同成为了四川主要的统治者。

刘文辉的发展壮大，极大地反哺了他的家庭。早在1922年，刘文辉还是川军旅长的时候，刘文彩就已经得到了相当大的好处。

那时刘文辉驻防宜宾，刘文彩就在他的安排下出任了四川烟酒公司宜宾分局的局长。刘文彩顺势将自己的三个儿子刘元龙、刘元富、刘源华都塞进了这家分局，当起了监察员。父子4人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从中谋取了极大的私利。

这也是刘文彩发家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后来，刘文辉一再升官，也就能为兄长刘文彩安排更多更有权势、更有油水的官职。

刘文彩就这样相继出任了船捐局长、百货统捐局长、烟酒公卖局长、护商处长、禁烟查缉总处长、税捐总局总办、清乡司令等一系列要职，以单位“一把手”的身份坐拥军权财权，更加肆无忌惮地横征暴敛。

这也使得他的辖下百姓迎来了噩梦般的处境。

有资料显示，刘文彩当税官的时候，就巧立了44种名目向百姓收取捐税，如烟苗税、烟土税、经纪税、红灯税、懒税、花捐、厕所捐、锄头捐等等，无奇不有。

为了聚敛更多钱财，他还在办起了私营义和银行，划分为两个系统，一为贩运鸦片和信用放款，二为垄断食盐运销，要求各地商号只准盈利不准亏损，另面向川南人民开设了赌场，收取案子钱，使百姓饱受其苦，多有家破人亡的惨状出现。

期间，中共叙府城区的区委书记李筱文、县委候补书记李家勋领导农民武装反抗其暴力统治，都惨遭其残忍杀害。

关于刘文彩病逝的时间和地点，一直流传有2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刘文彩是在1938年病逝于成都，终年62岁。这一说法的出处是四川省大邑县志编纂委员会在1992年编纂出版的《大邑县志》。

另一种说法则是刘文彩死于1949年，并且赶在病逝之前从成都回到了川西的安仁古镇，是在公馆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这种说法的出处是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四川省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联合编写组纂的《刘文彩罪恶的一生》。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亲口证实了这一说法，尽管当时他只是3岁的稚童。

据刘小飞回忆，当时他被父母带回安仁这所公馆，见到了病重的爷爷刘文彩。

刘文彩见到他后，还强撑起身子捏了捏他的脸，问他是“哪个的娃子”，他还没有回应，身边照顾刘文彩的人就替他做了回答，说是“老二元华的娃娃”。

刘小飞记得，从他回到安仁公馆，一直到3个月后，刘文彩才去世。

这之后兵荒马乱，安仁公馆被政府接收，他们一家人也四处离散，背井离乡，逃亡到了隆昌定居，后来才辗转得知了刘文彩的遭遇。

原来，刘文彩尽管死在了新中国建立之前，但他因生前作恶多端，死后也仍为千夫所指，不得安宁。

尤其是1958年，在一场运动中，革命群众找到了刘文彩的坟墓，将坟墓剖开挖出了他的骸骨，他也就难逃被鞭尸的命运。

事情发生时，为刘文彩守墓的刘青山目睹了全部经过却阻拦不能。

作为刘氏族人，刘青山一是出于对族人的情感，二是不能理解这种践踏死者的过激行为，竟是受到了极大刺激，急火攻心，没过几天就被气死了。

因他家中赤贫，且被安排为刘文彩守墓、一定意义上被视为受到了压迫，突然身亡又有受到革命群众刺激的原因，他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当地政府还是派人来为他料理了后事。

在物资相当匮乏的年代，当地政府临时找不到棺材将刘青山掩埋，竟将刘文彩的尸骨遗弃荒野，将空出来的棺材给了他装殓。

这样过激的行为，放在当下是不能想象的，但在当时却多有发生。

比如前清的著名官员李鸿章，也是在死后很久被革命群众掘墓鞭尸，甚至被挂在拖拉机后面拖行游街。

特殊年代到来时，因受到刘文彩的牵连，其后人多数迎来了一定的厄运。

刘小飞与骂他的人当场打起架来，几乎被人打死，后来侥幸活了过来，等来了重新开始的机会。他的堂兄刘晓伟一家则没有他的幸运，一家四口在夜里惨遭杀害。

在后来的岁月里，刘小飞一直在寻找其他还活着的族人。他和父母、两个妹妹一直生活在隆昌，他的表哥田正宏则早早去往澳大利亚定居。至于他的四位叔伯的后人，他对他们的分布情况并不清楚。

除了寻找族人，刘小飞还致力于调查爷爷刘文彩的生前身后事，造访了一个个当年的佃户、长工和邻居。

后来，他到了刘氏庄园博物馆做义工，每天向游客讲解庄园的构造和细节，讲述一些相关的历史。

参考文献：

蒋蓝著. 《极端人物笔记》 2016

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编写组编. 《刘文彩罪恶的一生》 198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金牛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 《金牛文史资料选辑 第6辑》 1989

中新网 刘文彩后人在干吗? 学者居多经商者少3人居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