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作为先秦时期位于长江流域的诸侯国，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进程中，虽不是最后一个被灭的国家，但却是最为棘手的存在。那么，楚国究竟是凭借何种缘由，从一个小国逐步发展壮大，成为能够左右春秋战国格局的大国？又因何丧失其大国地位，在强秦的攻势下艰难维持？又是如何在最后的岁月里展现出回光返照之势呢？
春秋战国时的楚国，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国度。这不仅是因为有屈原、宋玉这样的文学巨匠，有鱼鳖鼋鼍等丰富的物产，有霸王项羽这样的英雄豪杰，更重要的是，它幅员辽阔、带甲百万，拥有一争天下的实力。楚国起于江汉地区，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共计吞灭四十余个诸侯国，是灭国占地最多的国家。数百年间，楚国蓬勃发展，成为横跨江淮，甚至在战国末期占据整个南中国的最大诸侯。这里的南中国，并非仅仅指长江之南，甚至也不止淮水之南，而是大体接近黄河之南。如此广袤磅礴的疆域，即便与秦国相比，也毫不逊色。
中原地区的诸侯，无论大小，皆是经过天子册封确认的邦国，政权意识强烈，所以只能通过战争的方式来吞并其他国家。被吞并的君主部族，很难形成治权独立的封邑部族，因此法令变更时遇到的阻力相对较小。然而，楚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又不是周室原封的诸侯，只是得到一般性承认的自生自灭式小诸侯，所以它可以自行吞并相邻部族，从而不断扩大土地和民众。正是这种差异，造就了楚国远远强于中原各国的分治传统。
楚国的扩张方式至少有两种。其一为软扩张，即通过迫使相邻部族臣服来实现扩张。这种方式实质上是一种整合与兼并，也是一种文明化的融入。在这种扩张过程中，双方存在相互妥协的一面。对于楚国而言，允许臣服部族在原有土地上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可以拥有私兵，并且国君不能随意剥夺其封邑；而对于臣服部族来说，则需要接受国君的封赏惩罚以及行动号令。另一种则是武力吞并，被武力吞并的部族与土地由邦国直接治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被武力吞并的部族渐渐演变成几乎完全自治的新世族。而这两种情形，便构成了楚国分治的基础。
所谓分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分治，经济上将土地划分为王室直辖的土地与世族封邑土地，且世族封邑土地基本无需向邦国缴纳赋税；二是军事分治，世族封邑有权拥有自己的私兵武装；三是权力划分，政治权力依据族群实力的大小进行分割，国政长期稳定地由王族与大世族共同执掌，这使得吸纳外邦及社会人才的途径基本被阻塞。而分治的核心在于国家权力的分割。
在几乎整个春秋时期，楚国都处于王室与老自治部族共掌权力的局面之下。因此，在战国时代，楚国想要推行变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吴起变法的惨败以及屈原被放逐，都充分反映出根深蒂固的贵族分治制度具有极大的惰性。相较于实力竞争所要求的国家高度聚合能力，楚国在这方面显然最为薄弱，而这也正是导致楚国逐渐衰落的直接原因。
作为一个拥有广袤土地的最大王国，楚国的国力和军力却始终未能强大到足以稳定强盛一段时期。在整个战国时期，唯有楚国显得乏力不振。战国时期楚国的最佳状态，不过是虚领了几次合纵抗秦的“纵约长国”之名。而其常态则是在强秦面前屡战屡败，连连迁都，甚至连楚怀王都被秦国囚禁，最终客死他乡。究其根源，正是楚国的分治体制使其始终无法凝聚国力，形成足以改变天下格局的强大冲击力。
尽管楚国在分治的道路上走到了最后的岁月，但分治体制还是在夹缝中迸发出了最后的光辉。因为在分治的环境下，楚国保存了一部分力量。在秦国纵横中原，接连灭掉韩、赵、燕、魏之后，在楚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部分力量最大程度地爆发了出来。在项氏的率领下，楚军以成功的防守反击战大败秦军主力二十万，追击三日三夜未曾停歇，攻破两道壁垒，斩杀七名都尉，秦军战死近十万人。然而，分治的本质决定了其难以长久地凝聚力量。一战大胜之后，老世族之间相互掣肘的恶习再度复发。楚军以六十余万兵力与秦国六十万大军对峙年余，最终依然落得个兵败国灭的下场。
据古书记载，周公旦“制礼作乐，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后来天下礼崩乐坏，周王室日渐衰微，周公旦所立的“七十一国”，只剩下战国七雄这几个一流强国以及宋、越、蜀、卫等几个二流国家。这些二流国家暂且不多说，在战国七雄中，除了挖垮老姜家墙角的田齐，架空晋君、继承晋国遗产的赵魏韩，还有那个龟缩北境、迂腐至极的燕国外，老秦人的坚韧不屈和楚人的积极进取，分别造就了秦国、楚国的发迹与强盛历史，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秦人的祖先因养马有功，成为周王朝的附庸国。在平王东迁之时，因护驾有功，才被正式分封为诸侯。而后在宗周一片焦土之上建国，犬戎、义渠等西方戎族对秦国的战争，几乎贯穿了秦国的整个发展历史。此后，数代秦君韬光养晦，秦穆公更是厚积薄发，一举灭掉了西方戎族建立的十二个国家，使得秦国崛起于西陲之地。进入战国时期后，秦国虽然一度没落，但秦人的不屈精神，使得秦国即便身处亡国边缘，也绝不低头。最终，秦国因商鞅变法而再度复兴，踏上了东出争霸之路，最终实现一统天下的大业。
楚人相较于秦人，除了早立国几百年之外，他们所面临的处境也并不比秦人好多少。在周王朝立国之初实行分封时，楚好不容易才捞到一个子爵的爵位。然而在会盟之时，身为子爵的楚人领袖只能为那些公爵、侯爵做一些端茶倒水之类的杂务。后来在祭祀时，楚人甚至还要跑到鄀国盗牛，才得以顺利完成祭祀之事，由此可见楚国立国之初的艰难处境。
在西周时期，楚国的君王们一直在埋头苦干，致力于发展国力，并未有特别突出的事迹。直到周王室东迁，东周建立之后，熊通通过政变成为楚君，随后公然称王，楚国从此开始腾飞。而楚国腾飞的根基，便是大族分治。
在当时，中原的诸侯皆由周王室册封，土地大小固定不变。若要扩张土地，唯有吞并一途。而像秦、楚这样的诸侯国则有所不同，它们周边还存在一些尚未归顺“王化”的部族。因此，它们在进行扩张时，除了吞并之外，还有降服这些部族的选择。秦穆公灭十二国走的就是这条路，楚国自然也不例外。当然，与秦国彻底的吞并方式相比，楚国迫使周边部族臣服的做法带有一定的妥协意味。对于楚国来说，这些部族承认楚国的统治，愿意纳入楚国境内，无需大动干戈便能扩张领土，何乐而不为呢？对于这些部族而言，承认楚国统治的同时，楚国也承认他们的封邑，不能随意剥夺自己部族的封邑，还能够保持自己的武装力量并高度自治，似乎也未尝不可。而这些部族为了扩张自身势力，又会去吞并、灭亡其他部族。如此一来二去，楚国逐渐跃居天下诸侯中的一流强国之列。
楚国从建立到灭亡的八百多年间，遭遇过如昭王失国这样的亡国危机不在少数。然而，楚国却一次次从亡国的阴影中走了出来，甚至还几度中兴。这其中，除了外部势力的干涉之外，大族分治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为何这样说呢？下面我们就以战国时期楚国遭遇的一次亡国危机为例来说明。公元前302年，在秦国为质的楚太子横与秦国大夫发生争执，期间失手杀死秦国大夫后逃回楚国。自此，秦楚关系破裂，秦昭襄王愤怒地质问楚怀王。而此时的楚怀王早已没了年轻时的雄心壮志，在外交上处置失当，只想息事宁人。结果导致秦国转而与早已和楚国决裂的齐国、魏国、韩国联合起来。四国约定共同出兵，从东西两路对楚国形成夹击之势。秦昭襄王顾及宣太后的情绪，并未派出重兵讨伐楚国，只是做做样子。楚怀王也只派昭雎率领一路偏师进行抵御，而将主力大军全部调至东线，与齐、魏、韩三国联军交战，这场战役便是“垂沙之战”。
在这场战役中，楚国遭遇惨败，大将唐眜战死，楚国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就在楚国大军损失惨重之时，楚国的一些百姓因不满楚怀王的所作所为，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连国都郢城都丢失了，国内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楚怀王借助楚国大族的势力镇压国内起义。他先是向齐国割地称臣，换得三国联军退出楚境；然后又向秦国请罪，并将楚太子横再度送往秦国为质。这一系列举措平息了秦昭襄王的怒火，撤回了昭雎的偏师。最后，楚怀王与楚国大族联合镇压起义，夺回了国都郢城的控制权，彻底平定了内乱。
大族分治给楚国带来了诸多影响。除了为楚国开疆拓土之外，在楚王室势力衰微、遭遇亡国危机时，大族能够拱卫楚王，保卫楚国。然而，大族分治也导致了楚国在诸多方面对王室权力的分割。
在赋税方面，楚国分为王室直辖土地和大族封邑。大族封邑除部分土地外，几乎无需向楚国缴纳赋税，承担经济义务，此为赋税分治。在军事方面，楚国分为常备军与大族私兵。常备军是国家的常规军事力量，负责保家卫国；而大族私兵则是前文提到的大族自行保持的武装力量。在春秋时期，楚国的对外战争多为大族自行发动的，史书典籍对此均有记载，这便是军事分治。在政治权力方面，楚国的权力长期被王室与大族分割，朝政大权长期由王族和大族把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阅一下楚国的历任令尹，除少数如吴起这般出身贫寒的令尹外，绝大多数都是王族成员或大族子弟，吸引他国人才的道路几乎被堵塞，此为政治分治。
在这样的情况下，楚国虽强，但始终无法发挥出全部实力。一直以来，都是王族凭借手中的势力或者联合几个大族的势力来对抗其他国家，因而无法成为当时的霸主国。而且，在大族分治下的楚国，始终难以完成向中央集权的过渡。吴起和楚悼王曾尝试改变这种局面，然而结果如何呢？在吴起担任楚国令尹的一年多时间里，除了操练将士、打了几场胜仗外，其他方面基本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后来的屈原和楚怀王也曾努力过，结果却是楚怀王在大族的挑拨下逐渐疏远屈原，屈原的“美政”思想终究只是他的理想而已。
对于始终无法凝聚全部国力来抵抗虎狼之秦的楚国来说，当秦国倾全国之力进犯时，楚南公的那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只能是楚人在亡国前夕对秦人的诅咒罢了。因分治而兴，因分治而存，却也因分治而亡，如此大楚，实在令人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