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生的关切不离礼乐文化。他授徒、从政、删诗作史的事业都是为了学习礼的内涵、恢复礼的秩序、发扬礼的精神，而这主要通过美育的途径来实现。

孔子的先祖是宋国贵族。他的出生地是鲁国，这是当时周礼保持得最好的地方。孔子年少时曾经以“陈俎豆，设礼容”作为儿时的游戏，到了十五岁就立志要学习礼，后来凭借知礼的专长在家乡充当司仪。这是当时一般儒者的本行。后来，孔子在齐国领略了比乡校之礼更加高等级的礼乐，以至于闻韶乐之后“三月不知肉味”。孔子以其对礼的理解和掌握而渐受瞩目，鲁君曾派专车送他到周天子的都城洛邑去学习周礼，据说还求教于周大史老聃。由此，孔子得以从宏观的视角来反思周礼的精神与损益沿革。回到鲁国后，孔子在政治上不得施展，遂大兴私学，在诗、书、礼、乐（《礼记·王制》称“四术”）的研究与传授当中深化对礼的理解。孔子看出，虽然王官学也注重培养贵族的各种德行，但弊端在于支离，缺乏生命力。周礼的体系虽然张扬了人世的实践理性，但就具体的实践者而言，仍然是他律的。孔子的目标是将“天”引入到人的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当中，扩充“人”的内涵。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文化教养对人格的整体提升。孔子关心政治的秩序，但他认为，政治的最高形态是教育。这种教育首先意味着当政者的自我教育，即和而不同的君子人格的陶冶。君子能够在具体的行为选择当中，随时依礼而树立人事的典范。在孔子看来，君子对于礼的领会，要由诗教的体验而自然地“兴”起，并在乐教和无处不在的人生艺术里得以成就。这是春风化雨般的美育，它能够使人充分领略到学道习礼的美好。《史记·孔子世家》称“弟子弥众，至自远方”。

孔子52岁官拜大司寇，掌管狱讼兵刑之事，并开始研读《易》。他因执礼而立功荣显，又因崇礼而开罪权臣，遂周游列国，以求彰道。然而，当时的历史情势是列国都开始以国家的强大为追求目标，以重赋强兵为手段。这与孔子为太平之世所悬的正名分、行仁政、施教化的理想背道而驰。孔子在权势普遍下移的列国当中周游了14年，屡屡碰壁。

孔子68岁时返回故国，从事更深层、更深邃的文化重建工作。他根据毕生的阅历与思索，编《书》，删《诗》，序《易》，作《春秋》，把周文化的精髓凝结在了历史的判例和哲学的概括当中。此时，孔子已从为一时一国正现实政治之名，转向了为天下万世正伦理秩序之名；从为周礼彰显意义，转向为人的社会、生命彰显意义。孔子也曾欣慰地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得其所”就是因为正位而获得了安顿之处。经由孔子的正本清源，古学四术（诗、书、礼、乐）加上《易》与《春秋》，这些古文化的宝库获得了长久而广泛的思想意义，成为绵延至今的“六经”。

依从政的角度看，孔子大概是失败的；然而作为人类文明当中极其少数的能够立德的人，孔子却是一个伟大的成功者。在孔子当世，就有人讥评他“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甚至有人说孔子及不上他的学生子贡。子贡听后回答说：我的学识才干让人觉得美好，是因为容易被人理解，譬如人可以轻易地透过低矮的院墙看到院内的景致，而夫子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却掩藏在高达数仞的宫墙内，没有相当境界的人是看不到的。（《论语·子张》）孔子的人格气象和思想的价值虽然不见知于当世，却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黯然而日章”（《礼记·中庸》）。司马迁评价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自司马迁至今，又有两千余年，六十余世，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不仅没有减退，反而更加光辉，而且还进一步推至异族他邦。究其原因，在于孔子思想的格局甚大，其关切超乎一国一时的治理，而指向了社会秩序与人的生命意义的统一。这种统一是不分时代、民族、文化的人类普遍关怀。

摘自叶朗主编《中国美学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