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陕西咸阳乾陵附近的章怀太子墓出土了一块墓志铭，其上以三个历史典故暗喻李贤之死——汉武帝听信谗言诛杀太子刘据、晋惠帝废黜愍怀太子、晋献公逼死申生。这件文物不仅打破了传统史书对武则天“弑子夺权”的单一叙事，更揭示了李贤被废背后复杂的权力博弈与人性纠葛。

章怀太子墓志铭以“祸构江充，衅生伊戾”等典故，直指李贤之死是构陷所致。这种表述暗示了两层深意：其一，李贤被废的罪名“谋逆”存在疑点；其二，父子君臣关系的崩塌才是悲剧的核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墓志铭撰写于李贤平反后的711年，此时武则天已逝，李唐复辟，铭文内容既是对历史的反思，也是对武周时期的隐晦批判。

从墓志铭的出土背景看，李贤虽被追封太子，但其墓葬规制明显低于侄辈懿德太子和永泰公主，这折射出武则天时代对他身份的特殊处理。而铭文选择以“被构陷的太子”为基调，恰是对武则天时期官方定论的颠覆。

传统观点将李贤之死归咎于武则天对权力的贪婪，但近年研究显示，唐高宗李治才是这场悲剧的深层推手。李治晚年虽病弱，却通过平衡武则天与太子的权力维持皇权稳定。当李贤监国表现出色、声望日隆时，李治借武则天之手打压太子，既避免太子提前掌权，又防止外戚坐大。这种“以妻制子”的权谋，在武则天提议摄政遭群臣反对时尤为明显——李治表面支持武则天，实则利用朝臣制衡双方，确保自己仍是权力核心。

李贤私藏甲胄的“谋反证据”，恰是这种博弈的产物。史载李贤酷爱狩猎，收藏兵器本属常态，但在权力敏感期，这些行为被刻意放大为政治威胁。李治默许武则天彻查东宫，实质是借机削弱太子势力。

李贤与武则天的矛盾，还源于其身世疑云。史书记载其出生时间与武则天生育周期存在矛盾，且诞生于武则天祭陵途中，这在医学和礼制上均显异常。宫中盛传李贤实为武则天姐姐韩国夫人与高宗的私生子，这种身份焦虑使母子关系始终存在裂痕。

更致命的是政治立场的冲突。李贤重用关陇贵族后裔，试图恢复传统士族政治，这与武则天提拔寒门、打击旧族的政策直接对立。他主持编修《后汉书注》，借东汉外戚专权史实暗讽武则天干政，更激化矛盾。当术士明崇俨（武则天亲信）遇刺，武则天顺势将矛头指向李贤，最终以“谋逆”定罪。

680年的废太子事件，本质是多方势力合谋的结果：

1. 李治的默许：通过纵容武则天打压太子，避免皇权过早转移；

2. 武则天的布局：安插亲信元万顷等人渗透东宫，制造“谋反”证据；

3. 朝臣的站队：宰相郝处俊等传统士族支持李贤，但李治病重后，多数官员选择观望；

4. 舆论的操控：散布李贤身世谣言，削弱其政治合法性。

被贬巴州后，李贤写下《黄台瓜辞》暗讽母亲，但真正致命的是684年武则天废中宗李显。此时李贤若活着，将成为李唐复辟的精神领袖，其存在本身即构成威胁。丘神勣逼其自尽，实为权力清算的终章。

章怀太子墓志铭的出土，撕开了盛唐光环下的权力血腥。李贤之死并非简单的“母子相残”，而是李治权谋、武则天野心、士族博弈共同作用的悲剧。这件文物提醒我们：历史人物的命运往往裹挟于时代洪流，而所谓“真相”，不过是权力书写后的残片。正如乾陵无字碑的沉默，李贤的生死谜题，终究成为大唐盛世最尖锐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