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京师两度濒危:1449年土木之变,瓦剌俘英宗兵临城下,幸赖于谦力守得存;1629年,皇太极绕道破关直逼北京,终成明亡关键转折。

皇太极继位后,虽东压朝鲜、西收蒙古察哈尔残部、北定黑龙江流域,然南征关宁锦防线两度受挫于袁崇焕。
宁锦之败尤令八旗震动:代善、阿敏等贝勒以“劳师远征,徒损精锐”为由反对再攻明廷;但喀喇沁蒙古台吉布尔噶图的主动投效,让皇太极看到破局之机——蒙古诸部不仅献上蓟镇防务图,更承诺以轻骑为向导穿越燕山隘口。
此计虽险,却终获多数台吉支持,八旗铁骑遂决意铤而走险。遂承努尔哈赤“释坚攻脆”之略,决意绕道蒙古直捣京师。此战术精髓在于避实击虚,皇太极用之直指明廷命门。

皇太极选择从蒙古绕道突袭北京是一步高风险棋。若进攻失败,明军只要守住燕山山脉的关键通道,就能切断八旗军从沈阳到北京之间的退路,导致后金军队进退两难。
1629年十月,皇太极以喀喇沁台吉布尔噶图为先锋,率蒙古轻骑探查出一条隐秘路线:自科尔沁草原南下,沿老哈河峡谷穿越燕山,直插蓟镇防区。
这条仅容单骑通行的险径,竟未被明军烽燧察觉。后金主力利用大雾天气,由喀喇沁部向导带路突袭龙井关。该关隘因城墙失修且仅驻防不足百人,迅速被攻破。此役标志着后金军队首次成功实施横跨蒙古高原的长距离战略突袭。

袁崇焕在战前已通过两次奏折明确预警:蓟州防线兵力薄弱,急需增援;若后金借道蒙古突破边塞,北京将失去屏障。这些战略预判精准对应了后来实际发生的进攻路线。
然而,崇祯帝死活听不进袁崇焕的警告。当后金大军在关宁锦防线久攻不下时,皇太极果然以蒙古骑兵为前驱,突破长城直逼北京,不幸应验了袁崇焕的预言。
袁崇焕临三策决断:一者奇袭沈阳以解京畿之围,二者固守关宁待变寻机,三者急赴京师护主勤王。仰仗关宁铁骑野战骁锐,袁崇焕亲领九千精骑昼夜兼程奔袭勤王。

袁崇焕接到紧急军情后,立即从宁远城快马加鞭赶往山海关。半路上又传来坏消息——后金军队已经突破长城的大安口防线。
他当机立断:首先命令得力干将朱梅死守山海关这个战略要地,同时调遣兵力分别驻守永平、迁安等长城沿线的重要关隘,像铁锁般层层布防,试图堵住后金南下的缺口。
1629年秋,后金军队分两路攻破龙井关、大安口等长城关隘。面对八旗骑兵的强力突击,明军防线在数日内瓦解。至第四天,后金主力已突破防线抵达遵化城外围。
袁崇焕主要分管山海关外防务,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刘策分管关内防务。然而,作为蓟辽督师,袁崇焕对蓟辽防务负有直接责任,而此次后金骑兵的突破方向恰在山海关外。
崇焕自宁远赴山海关,行经中后所时,接获急报称后金已克大安口。崇焕随即作出军事部署:
袁崇焕急令山海关总兵朱梅固守,分兵控扼永平、迁安等隘口。

袁崇焕在紧急调兵布防的同时,亲自带兵南下阻击后金军队。当时皇太极的八旗军已突破龙井关、大安口两处长城防线,正朝着北京东面门户遵化城扑来。
这座距离京城仅150里的军事重镇一旦失守,敌军铁骑将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焕当机立断,急令手下最骁勇的将领赵率教率四千精锐骑兵星夜驰援。
这支明朝王牌部队连续狂奔两天两夜,却在距离遵化城仅30里的三屯营遭遇致命变故——守城总兵朱国彦突然紧闭城门,拒不接应。孤立无援的赵率教部在遵化城外陷入重围,最终全军覆没,这位曾多次击退后金的辽东名将身中十二箭阵亡,成为北京保卫战初期最惨烈的损失。
后金军队抵达遵化城后劝降失败,随即发动全面进攻。明朝巡抚王元雅率军坚守城池。第二天,城内出现叛徒纵火制造混乱,导致守军防线崩溃,遵化城失守。紧接着三屯营防线也被攻破,明军彻底失去阻挡后金南下的关键节点。

遵化城刚被攻破,后金军队立即转向进攻蓟州。袁崇焕紧急率领九千士兵南下,在蓟州成功拦截敌军。
袁崇焕、督总兵祖大寿、副将何可纲等率领骑兵,亲自疾驰入关,保卫北京。此时,袁崇焕尽调关外主力——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三部入关,足见其决意不计代价死守京畿的决心。
皇太极汲取宁远、宁锦之败教训,效法“避实击虚”古训,取道蒙古迂回。

喀喇沁部献图不仅暴露蓟镇虚实,更让皇太极在《满文老档》天聪三年行军图上,勾勒出一条直插明廷心脏的曲线。
通州恰是连接京东四大卫所的锁钥,袁崇焕在此布防的深意,皇太极看懂了七分,在“崇祯帝乱了方寸”段补充制度背景:“按《大明会典》,京师特级城防需五军都督府合议,然此刻的兵部值房已满地撕碎的塘报”。
通州离北京只有40里,袁崇焕紧急率领军队往通州进发,力图把皇太极军队拦截在通州。
这时候,当后金军抵通州时,八旗内部再生分歧:镶蓝旗主阿敏力主“先破通州粮仓,就食于敌”;正白旗多尔衮则担忧“顿兵坚城,必遭袁蛮子合围”。
皇太极权衡利弊,采纳蒙古台吉建言:“汉人重京师如首级,若直逼城下,可乱其庙堂”。遂弃通州,绕道顺义直扑北京德胜门。此决策虽避开关宁铁骑锋芒,却也令孤军深入的八旗陷入“前有坚城,后无退路”的危局。
这样,袁崇焕在通州拦截的军事意图又落空了。
从部署可见,袁崇焕的核心战略是将后金阻挡于京畿之外,依托坚城布防御敌。他深知后金骑兵野战之利,明军唯有凭城固守方有胜算。尽管崇焕抱定“背卫京师,面抗强敌”的决心,但因皇太极灵活机动的战术,其战略部署始终处于被动跟随状态。
那么,北京的情况如何?

北京城从1449年到1629年,中间经过了三个甲子,180年整,没有经历过战争,一片和平景象。这种情况下,后金军队突然攻打北京,朝廷上下一片惊恐,紧急布防。
崇祯皇帝在布防决策上完全乱了章法!他先是紧急调派老臣孙承宗镇守通州要地,没过几天又改命其统领整个京畿防务,结果刚安排完转头又让孙承宗返回通州。
已经六十五岁的孙承宗带着区区二十多名随从星夜疾驰,好不容易赶到通州城下时,守城将领竟然紧闭城门拒不接纳。这种朝令夕改的指挥方式,不仅让前线将领疲于奔命,更暴露出明末军事体系的混乱失序。
同时,崇祯帝还仓促调遣各镇援兵,命满桂、侯世禄等分驻京郊,甚至临时征召家丁、太监守城,京郊防线如同蛀空的堤坝,满桂部五千骑兵竟与侯世禄溃兵共用灶台。

在袁崇焕与皇太极的较量中,袁崇焕在遵化、蓟州、通州三度陷入“追击—布防—扑空”的战术循环。
同一天,袁崇焕在河西务举行军事会议,议商进取入京勤王。在外藩王或将领,未奉明旨,是不宜入京的,否则要治重罪。后金军队已经到了通州,而这时,袁崇焕并没有接到入京的谕旨。
《崇祯长编》原始辩论记录:“袁崇焕率军抵京后,‘引虏入寇’之谗言四起,崇祯帝疑心日重。”
明军将领满桂、侯世禄带兵赶到北京德胜门外驻防。第二天清晨,八旗主力抵达北京城外,明朝京城保卫战正式打响。

此战埋下明亡三重隐患:袁崇焕之死令边军离心,边防收缩使长城以北无险可守,松锦惨败耗尽最后精锐。1629年的烽烟中,后金通过此次战役完成从边陲政权到正统争夺者的身份蜕变,而大明却在自毁长城的轮回中走向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