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解放初期，大上海那些紧张刺激的“捉特务”事儿，有个场景是绕不开的······

上海一解放，市长陈毅就收到了老战友李克农的紧急电报。电报里，李克农言辞恳切，求陈毅帮忙找找失踪的李静安，就是那个叫李白同志的人。

收到这封电报后，社会上的人们立马动了起来。没多久，就在上海杨思区的祁家庙后头，一片低洼地上，大家挖出了十二位革命英雄的尸骨。他们被狠狠地绑着，身上到处都是吓人的枪眼，干这事儿的，正是那些心狠手辣的国民党特务。

经过详细辨认，这十二副骨头里，我们找到了李克农一直寻找的那个人——李静安，他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李白烈士。李白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的真实人物，他在天亮前的黑暗时刻牺牲，这不仅是一段震撼人心的革命故事，更是对那些狠毒的国民党特务最直接、最有力的指责。

给牺牲的英雄们讨回公道，是当时那些“捉拿特务”的英雄们心里共同的念头。

大上海这个地方，历来都是特务行动频繁之地。就在上海快要解放那会儿，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在这儿安排了好多潜伏的特务。光是那个属于军统保密局的特务单位，就搞出了84个，特务的总人数加起来超过了六千。而那些级别在组长以上的特务大佬，也有一千六百多人呢。

专案组刚组建那会儿，杨帆对肖阳讲：“只要咱们能卡住这批特务的要害，就算上海再广阔，他们再精明，也肯定没法躲起来。”

肖阳明白杨帆的意思后，马上派出去一批探子。

1950年2月底的一天，肖阳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里，一个混在渔船上的情报员，他平时扮成渔民，偷偷告诉肖阳，说有大概八到九个特务占据了他们那艘船。现在，这艘船已经悄悄在太仓浏河口靠了岸。特务们恐吓船家，让他保密，还计划在三天后的吴淞口接一批货然后出海。目前的情况是，船上只剩下一个特务在看守，其他人都已经上了岸。情报员请求特别行动组赶紧采取行动，布下天罗地网。

接到消息后，肖阳马上安排人去盯梢调查，发现那八个特务上岸后买了不少东西，有大米、香烟、肉、盐、蔬菜这些。其中四个人住在邑庙区的一个旅馆，登记时用的是瞿金卫这个名字，说是船主，其他几个说是船员。剩下的四个人呢，就分散在闸北的两户人家里藏着。

这批特务一上岸就动作飞快，短短一天时间里，他们就搞到了好多东西。我们的侦查小队赶紧跟海关那边通了气，得知那艘被抢的渔船已经报了关，眼看就要从吴淞开出去，离开关卡了。

根据各种线索来看，这伙特务很有可能往海上逃跑，他们要么是去执行什么神秘的任务，要么就是往国民党控制的岛上躲。

肖阳琢磨着，那些特务跟刘葆珊有没有勾结，现在还说不清楚。不过，瞧他们那行动的架势，级别估计小不了，说不定已经深深扎进去了。为了避免让他们逃脱，线索断了，肖阳提议马上动手，连夜盯着这股特务，把他们给揪出来。

杨帆同意了肖阳提出的方案。

晚上那会儿，肖阳派了一艘武装快艇直奔吴淞口。等快艇靠近那艘被劫持的渔船，他们动作麻利地上了船，把守在那儿的特务给抓了个正着。

这时候，还有三支行动小队紧紧盯着岸边的那八个特务，一刻也不放松。

晚上11点钟，确认八个特工都回了老窝后，肖阳果断下令。三个行动小队就像三把锋利的刀子，迅速冲向邑庙的旅馆，还有闸北的两处住宅。

行动小组直接冲向邑庙旅社，肖阳领头，他亲自上阵。两个侦查员守在旅社后门口，其他的则由分局治安科的警察带着，他们假装查旅客信息，突然冲进目标房间，速度快得让人反应不过来，一下子就把四个特务给抓住了。

在这四个人里头，没想到其中有一个竟然是肖阳老家隔壁的邻居。

这个间谍被抓以后，一眼就瞅见领头的是肖阳，他赶紧凑上前来拉关系，“肖阳啊，我是许经纬，就是你家隔壁的老邻居，记得不，两三年前咱俩还碰过面呢。”

肖阳一眼就瞅出了那个特务，他灵机一动，直接说道：“既然是老朋友了，那咱就得坦诚相待，你先跟我说说，瞿金卫到底是谁？”

许经纬开口讲道：“其实瞿金卫是我的一个假名，肖阳老兄，你得帮帮我，我肯定会好好跟你聊聊的。”

肖阳开口道：“我看你就是头头儿了，等会儿咱们进屋好好聊聊。那些武器都搁哪儿了？赶紧拿出来吧。”

许经纬挺实在，直接就把四把美国造的左轮手枪拿出来了，没搞啥小动作。

肖阳瞅了一眼，随手抄起一根，转头对许经纬说：“嘿，这些可都是美国的顶尖货色，你们档次不低嘛！”

许经纬反复强调着，“就是为了讨生活！讨生活！”

肖阳开口问道：“你平常都在哪些地方活动啊？”

许经纬讲道，“就在吴淞口那儿，浏河一直到长江口靠海的那片区域。”

肖阳问道：“你们这活动范围挺大啊，在上海有没有啥秘密渠道或者线人？”

许经纬没直接回话，而是跟肖阳聊起了往事。他说道：“肖阳啊，你当年加入共产党搞地下工作，后来被抓住送到吴江那会儿，我真是心里七上八下的。那时候咱们两个部门不归一个头儿管，我虽然想帮你，但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我还是特意跑到你家，去看望了下你老爸。”

肖阳开口道：“以前你帮衬我的时候，我心里都记着呢。现在轮到我帮你，你得对我实话实说，别拐弯抹角。我再确认一下，上海那边，你有没有安排什么眼线？”

许经纬听完，低头琢磨了一会儿，随后抬眼望向对方，一脸担忧地说：“我可以交底，但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把事情处理好。要是搞砸了，就算你老兄照顾我，放我一马，我这条命也是悬着的，危险啊！”

肖阳开口道：“你这么说，你那暗线挺能耐啊！我得提醒你，老许，别看错了大局。咱们连国民党的八百万大军都摆平了，你上头的人，就算再牛，也就能在角落里蹦跶几下。要想活命，你得瞧清楚现在的形势，赶紧从那艘贼船跳下来，争取将功补过。”

许经纬瞧着肖阳一脸认真，到最后还是把事情和盘托出了。

许经纬交代说，1948年的时候，保密局在上海宝山搞了个情报小组，里面有五个人，他自己是头儿。这个小组是直接归上海站的站长刘葆珊管的。

上海快解放那会儿，刘葆珊找来了许经纬，吩咐他利用原先的组员，把队伍壮大起来，搞个“海上抗共小分队”。他们的打算是，抢些苏北的商船和渔船来用，主要是干两件事：一是抢那些支援前线的物资，二是到上海搞货物，好给舟山那边送钱送物。

许经纬按照指示行动，组织起一支20多人的海上行动小组。

舟山一解放，许经纬就偷偷跑回上海找刘葆珊，想让他帮忙把自己的游击队加到大陈岛的国民党军队里去。可刘葆珊没答应，反而给许经纬“打气”说，他手里有好几条路子呢，海上一条，农村一条，上海也还有一条，不用担心，以后有的是机会，能干大事。

跟许经纬交底完后，刘葆珊还是让他待在长江口那块地方，等着命令打回大陆去。

然而，没过多久，许经纬带领的小团队在长江口外面临海匪的突袭，一番激战后损失极大，最后仅剩下眼前被抓住的这九名成员。

肖阳问道：“你和刘葆珊每次都是怎么碰面的？”

许经纬讲道，“在农历的十五、十六、十七这三天里，挑任意一天的傍晚六点，咱们得到闸北棚户区某个十字路口碰头，见面时间得控制在十分钟内。有时候刘葆珊会自己现身，有时候他会打发别人来，但也有时候压根就没人来，完全没个准儿，这人狡猾得很。你要是稍不留神，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想找都找不着。”

许经纬的审讯刚一收尾，肖阳就赶紧跑去跟杨帆局长说事儿。刘葆珊那边有点眉目了，不过接下来怎么顺着这条线索摸下去，还得咱俩好好合计合计。

杨帆朝肖阳问道：“你打算如何促成这事儿呢？”

肖阳讲道，“我们琢磨了两个法子：第一个是想拿许犯当鱼饵，把刘葆珊给引出来。但这法子风险大，毕竟这次抓许经纬那九个特务的行动，算是半遮半掩的。要是刘葆珊在那三个藏身地有耳目，那许经纬被抓的风声很可能就传出去了。再说了，刘葆珊这人狡猾得很，像他这种老特务，接头时稍有风吹草动，他立马就能察觉。因此，要是贸贸然用许犯去引刘葆珊，很可能啥也捞不着，反而还把他给惊动了。”

另一种策略就是采取最原始的“大海捞针”方式，悄悄地对接头地点周边那几条街进行居民摸排。我们琢磨着，刘葆珊很可能就潜伏在那一带的街道上，这样他才能轻松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只要我们愿意豁出去，扎进接头地点周围，紧密联系群众，动员群众一起找，这看似笨拙的方法其实就是最管用的招数。”

杨帆特别认同肖阳那句话，“有时候，笨办法才是最管用的”。他直接表态，“实在点，别玩虚的！咱们就选第二个计划，慢慢筛选，总能找到金子。”

肖阳的看法挺在理，“简单方法往往最奏效”。

过了几天，闸北棚户区有个里弄的负责人说，他们发现街边一栋两层的小楼挺不对劲。这楼原来的主人不住这儿了，把房子租给了两个卖糖稀的小生意人。奇怪的是，除了这俩小贩，楼里还住着个老头，他说自己有病，基本上不出门。

肖阳收到这个消息后，打算伪装一下自己去实地查看一下真实情况。

这天，肖阳装扮成工商局的职员，借着让小贩去办摊贩证的由头，按响了那栋二层楼房的门铃。进了屋，肖阳瞧见床上躺着个五十来岁的老爷子，穿得破破烂烂，一脸络腮胡，跟户口本上的照片压根儿对不上号。

肖阳朝那个正敲着白糖的小贩喊了一声，“你床上躺的那位是谁啊？”

卖白糖的小哥回应道，“那是我叔公。”

肖阳来到床边，瞧着老爷子问：“老伯，现在腿和脚感觉咋样啊？”

老人无奈地转过头，答道：“天没阴，我可以起来走动。”

肖阳迈步到床边，开口就问，心里头琢磨着要瞧清楚这老头的长相。结果这一瞅，吓一跳，老头眉毛正中间长着颗黑痣，这不就是大特务刘葆珊的标志嘛。

肖阳很淡定，轻声细语地跟卖白糖的小哥说，让他别忘了过两天去搞个摊贩证，说完就打招呼走了。

过了一个钟头，那栋两层的小房子就被特别行动小组给盯上了。

这次便装调查之后，肖阳心里有了个底儿，要是床上躺的那位老爷子真是刘葆珊，那他肯定得搞点啥动作。道理很简单，他和那两个卖白糖的小哥住一块儿，他手里攥着的那条关键线索，不可能轻易放手。肯定是借着他们俩当幌子，自己悄悄留着用呢。

果然没错，就在那天晚上，毒蛇悄悄溜了出来。

追踪的探员察觉到，在深夜时刻，刘葆珊戴着一顶破旧的帽子遮挡面容，他从闸北区出发，穿越了热闹的城区，一路走到邑庙区，接着转身溜进了一条小巷里的某户人家。

过了大约三十分钟，他按原路线折返回了闸北那片棚户区。

隔天，肖阳去找了当地的警察局，查了查刘葆珊晚上去的那家人。警察告诉他，那家里住着一个岁数不小的寡妇，平时就靠给人打工洗衣服过日子。

其他探子瞅了瞅他俩的照片，心里头也是这么想的。

肖阳为了查清真相，表现得非常冷静，他也没对那位中年寡妇轻举妄动。

根据抓特务的老经验，假如这位中年寡妇跟刘葆珊是一伙的，那刘葆珊去找过她之后，她肯定会做点啥，不是去跟其他人碰头，就是传递消息。

第二天，侦察员悄悄跟着那个中年寡妇，她从邑庙区出发，慢悠悠地走到了新成区的一个安静小巷子。确认没人跟着后，她赶紧溜进了一栋挺洋气的小楼里。

调查结果显示，这座小洋楼的主人名叫刘斌，他是做五金生意的老板，跟老婆一起住在这里。

一条简单的线索，牵涉到三个人，肖阳觉得，现在刘葆珊手里的这条线索可以开始行动了。

跟局长杨帆说了这事儿后，肖阳讲了自己的想法，“刘葆珊这事儿，现在线索都连上了，能动手了。再说，不动也不行了，许经纬和刘葆珊约好的见面时间快到了，要是许经纬到时候没去，或者见面时出啥岔子，刘葆珊肯定会起疑心，那她手里的线索就可能断了。”

杨帆讲道，“要是确认那个眉心上长着痣的老大爷就是刘葆珊，那咱们就上。”

这次捉拿大特务刘葆珊的行动，定在了清晨4点钟动手。整个任务被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人去邑庙，目标是抓一个中年寡妇；第二部分去新成，要抓的是刘斌夫妇；第三部分则由肖阳亲自带队，目标直指闸北的棚户区，去捉拿刘葆珊本人。

半夜三点钟，肖阳带着八个侦察兵，一共九个人，分别坐着吉普和小汽车，偷偷地靠近了目标地点，接着把车都藏好了。他们下车后，动作麻利地把一栋两层的小楼给围了起来。两个人守在后门，剩下的几个都躲在前门附近藏着。

早上四点钟，清运马桶的车到了。

清洁师傅大声吆喝：“快把马桶搬出来！赶紧的，马桶得挪个位！”

听到有人大喊，一个卖白糖的小哥提着糖罐走到门外，还没明白咋回事呢，就被戴上了手铐。这时候，抓捕小组的四个大汉立马冲进屋里，噌噌噌跑到二楼，用枪指着那个眉心长痣的老头。老头旁边还有个卖白糖的小哥，刚把手伸到枕头下想掏枪，就被抓捕小组的人一拳打翻在地，动弹不得了，只能乖乖投降。

抓住三个特务以后，搜查小组把整间屋子翻了个底朝天，结果只找到了两把美国造的左轮手枪，别的啥也没有。

那个眉心长着颗痣的老大爷被带上车后，肖阳瞅了他一眼，说道：“刘葆珊，我没记错你名字吧？”

刘葆珊没反驳，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嘲讽地说：“熬了一宿，真够你受的！”

肖阳开口道：“没提前告诉你一声，把你吓了一跳吧！”

刘葆珊装出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开口唱起了京剧段子。

没多久，刘葆珊勉强挤出个笑，半开玩笑地说起自己其实并不想承认输了，“说实话，我已经两年多没搭过小轿车了。”

肖阳立刻反驳说：“你这态度不行，还不诚实，以后哪还有机会让你坐豪车啊。”

刘葆珊被带进审讯室，这家伙挺棘手，他故作轻松地说想抽根烟。肖阳听了，干脆利落地给他点上烟，塞到他嘴里，结果他立马就闭嘴不说了。

下午，我们又讯问了刘葆珊。他对以前干的那些职务上的事儿都承认了，但一说到解放后他干了啥，还有手里头那份潜伏特务的名单，他就跟哑巴了一样，半个字都不肯往外说。

于是，肖阳跑去问杨帆该怎么处理这事儿。

杨帆讲道，“对手并非坚不可摧。先别和刘葆珊过多纠缠，我留意到刘葆珊的妹妹是个软肋，咱们可以从她那儿入手，试着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

刘葆珊他那个已经是中年且守寡的妹妹被抓后，已经认了自己是谁。审问她的时候，肖阳开口讲道：“刘葆珊做了太多坏事，死多少次都不够。被抓后他还不老实交代，光这点就足以判他死刑。你是他妹妹，真能眼睁睁看着自己亲哥往火坑里跳？要是你能全都说出来，那你哥就能少担点罪，你也能得到宽恕，说不定就直接放你走了。”

听了肖阳那么一说，刘葆珊的妹妹心里开始犯嘀咕，最后还是把事情和盘托出了。

她说，刘葆珊有三条不同的路子。他通过许经纬管着“海上行动组”，又通过冯大疤管着嘉兴的“秘密行动队”，自己还直接管着上海的一条线。那俩扮成卖糖小贩的特工，其实是他的保镖。而她呢，是直接跟刘斌联系的。刘斌的任务就是跟香港的上线接头，汇报情况，接收命令，还有拿经费、武器和电报密码啥的。等解放以后，刘葆珊还让刘斌去过香港两次，都是去领任务、拿钱的。

肖阳开口问道：“关于上海这方面的情况，你还了解多少细节？”

刘葆珊的妹妹透露，那份潜伏的名单是刘葆珊在管，别人都没有。

肖阳接着问：“关于嘉兴那边的地下游击队，你还了解啥情况不？”

刘葆珊的妹子讲道，“我晓得的也就那点事儿，冯大疤在松江的亭林镇经营着一家茶楼。”

要想赶紧把冯大疤和他的“秘密团伙”全部抓住，三月份头上，肖阳带着沈、韩两位探子到了松江亭林。在亭林分局的警察帮忙下，他们费了好大劲，终于找到了冯大疤在镇上经营的那家茶楼。

中午时候，肖阳打扮得像是个来喝茶的人，走进了茶馆。

茶馆里没几个人在喝茶，冯大疤这个人特别机灵。肖阳他们几个虽然是一个个进来的，但茶馆里突然多了三四个生面孔，冯大疤很快就感觉出不对劲了。他眼神一凛，狐疑地瞟了那几个人一眼，嘴里喊着让老婆倒茶，自己却快步走进了里屋。

看到冯大疤动作不对劲，肖阳赶紧带着人跟了上去。进了内房，就见冯大疤手忙脚乱地翻着箱子，像是在急着找啥东西。

侦查员猛地冲上前去，一把将冯大疤铐得死死的，接着迅速翻查起那个箱子。箱子里头，除了几件衣服，就剩下一本被旧纸包了一层又一层的老日记本了。

肖阳好奇地问：“这日记本包得这么紧，里头到底写了些啥秘密？”

冯大疤开口了：“这些年来的账本情况。”

肖阳开口问道：“你说的是哪些账单呢？”

冯大疤开口了：“就是家里那些日常开销的记录。”

肖阳翻开日记，里头密密麻麻记的全都是家里每年的开销账单。不过有两页例外，一页写的是家里每个人的生日，另一页则记录了他爸爸办丧事的花费。

看到日记本空空如也，肖阳没再多费心思在上面，转而直接问起了嘉兴那边“秘密行动小组”的详细状况。

冯大疤开口了：“我呢，是给刘葆珊跑腿的联络人，专门跟嘉兴那边乡下的‘秘密队伍’打交道。我乐意带你们去找他们的头儿。”

肖阳一看冯大疤那副老实样，心里头就松懈了点，其实他不该那么轻易信冯大疤的。他本该再接再厉，好好查查嘉兴那“地下游击队”的事儿。一方面呢，这样能防着冯大疤在路上搞什么鬼；另一方面，也能瞧出冯大疤带他们去抓人是不是真心实意的。

肖阳压根儿没料到，眼前这个特务，居然还挺讲点“义气”的胆量。

第二天一早，肖阳他们带着冯大疤坐车奔向了松江，接着还要坐火车去嘉兴。等他们到了松江，看时间还早，火车没那么快，侦察小组就随便找了个饭馆，吃了顿早饭。

冯大疤个子足有两米高，神情挺放松，一路上有说有笑，没啥凶相。到了这家饭馆吃早餐，他一口气干掉了两大海碗的熏鱼面。

不过，侦察组的所有人都没料到，冯大疤做的那些事情，其实只是他故意放出来迷惑人的假动作。

当开往杭州的火车缓缓驶入站台，侦查小组正带着冯大疤在站台上等待。就在火车离他们差不多有一百米远的时候，冯大疤猛地挣脱了束缚，动作快得像只豹子，直接从站台上跳了下去，然后冲到了第二条铁轨那里，一骨碌就躺了下来。

肖阳旁边站着俩侦察兵，右边的那个叫小沈，一脸焦急，眼看就要往站台下冲，想抓住冯大疤；左边的则是小韩，他已经把手枪掏了出来，打算直接动手。

转眼间，事儿就发生了，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就在这个时候，进站火车轰隆隆地开了过来，直接从冯大疤的身上压了过去。车底传来一声闷响，血一下子就喷了出来，那场面真是吓人，看得人心里直发憷。

火车猛地一刹，立马就停了。司机立马冲了过来，一把抓住肖阳，满脸怒火地喊道：“我开了20万公里车都没出过事，眼看就要拿安全红旗了，结果这下闹出人命了。我不开车了，你也得负责！”

罪犯可能因害怕罪行暴露而选择自杀，这让追捕行动没了头绪。肖阳在站长室迅速做出决定，让沈和韩这两位侦查员留下来善后处理尸体，而他则要马不停蹄地赶回上海，向上面如实报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主动承担责任。

杨帆了解了整个事情后，对肖阳说：“小事往往能决定大局！接下来，咱们得赶紧把断的线头给接上，拼尽全力去侦查，争取破了案，用成绩来弥补过错，这次可得好好长个记性。”

在赶回嘉兴的一整夜车程里，肖阳脑袋里转个不停，琢磨着怎样能把那根断掉的线给重新连起来。

到了嘉兴后，沈和韩这两位探员来报告情况。他们说，站点那边听说死掉的是个国民党的特工，结果没人愿意伸手帮忙处理遗体。实在没办法，他们只能拿出10万块钱，找了个工人来帮忙。接着，他们还买了两个“大英牌”的香烟木箱子，费了好大劲才把遗体硬塞进去。然后，又是一番敲打整理，最后才把这箱子扛到荒郊野外给埋了。

回到宿舍后，肖阳自个儿坐在那儿琢磨，把抓冯大疤的整个过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

小事往往左右结果！

记得杨帆局长提醒的话，肖阳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奇怪的点。冯大疤一看到他们，立马冲进里屋，慌忙打开箱子，可里头啥值钱的、可疑的东西都没有。他那个破旧的记账日记本，里头会不会有啥大不了的秘密呢？

在关键时刻，没人会想着去找那些不重要的玩意儿。

这个小地方露出了马脚。

琢磨到这，肖阳又把那本老旧的64开日记本给翻开了。日记内容挺丰富，他一遍遍地，从不同方向左瞧右看，琢磨来研究去，愣是没找出啥不对劲的地方。

肖阳连着熬了两宿，累得不行，眼睛生疼，浑身没劲，不知不觉就开始犯困。半梦半醒间，他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破釜沉舟”的故事，一下子精神了，赶紧打开灯，动手给冯大疤那本旧日记来了个大改造。

他认真地给日记本标上序号，把装订线给拆掉，接着一页页翻开，慢慢检查起来。

没想到，那本旧日记的页码间，竟然藏着这个秘密。

肖阳翻阅那本旧日记时，意外发现每隔几页纸的缝隙中，都藏着一些微小的字迹。他仔细辨认，把这些字一点点拼凑起来，最后得到了十个字：“嘉兴县斗门镇柴火行李处”。

这10个字就是说，之前断了头的线索现在又给连上了。

接着，抓捕队伍急忙再次出发，直奔桐乡县公安分局而去。

不久之后，桐乡县的侦查人员就把情况给摸透了。斗门镇那儿确实有个卖柴火的地儿，老板叫李平良。他好几次都运着柴火去松江亭林卖给一家茶馆，那家茶馆的老板是个大块头，而且他还亲自到过斗门镇呢。

条件全都对上号了，抓捕队伍立马决定把李平良给拿下。

接着，侦查人员去了李平良家里搜查，结果在没人用的炉灶里找到了一把驳壳枪，还有两盒子弹。

李平良和冯大疤不一样，他没那么狡猾和顽固。一审讯他，特别是听说刘葆珊和冯大疤都已经被抓了，他立马就全部坦白了。

李平良坦白说，他和冯大疤都是“青帮”里的哥们儿。在还没解放那会儿，冯大疤牵线让他和刘葆珊认识上了。从那以后，他就听刘葆珊的差遣，在浙北沪杭铁路那块儿拉起了一支“反共游击队”，打算等国民党打回大陆来，好捞点功劳奖赏。

平时，他靠卖柴火做掩护，单独和冯大疤联系，隔一段时间就和冯大疤碰头，一共领到了三把手枪、一支步枪，还有一些活动资金。有了这些枪和钱，他又拉拢了14个零散的兵痞和土匪。等到那个“双十指示”一出，他们里头有三个人被抓住了，但嘴硬没招供其他人，所以他这伙匪徒全都躲了起来。

讲完了他参与反革命的事情后，李平良马上写了一份名单，上面详细列出了其他匪徒的名字、住的地方，还有他们手里有没有武器这些信息。

问询结束后，黑夜依旧笼罩着天空。

上次的事情让肖阳长了记性，他这次变得特别谨慎。他让李平良手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外出做买卖，店里暂停营业”，然后贴到了大门上。接着，他悄悄地把李平良的老婆和孩子带到了当地的区政府，先安置在那里看管起来。

海上的联系中断了，乡下的通信也断了。

现在，就只剩下刘葆珊握着的那一根线了。

肖阳把冯大疤、李平良那些坏蛋一个接一个被抓的照片放到刘葆珊眼前，刘葆珊看起来有些失落了。

肖阳对刘葆珊直言不讳：“刘葆珊，你还抓着那几个人不放，已经没意义了。要是你能爽快认罪，还能留点尊严给自己。”

刘葆珊斜睨了肖阳一眼，带着几分无奈说道：“没剩下几个了，我脑子不太灵光，记性差得很，好多事儿都想不起来了。”

讲完之后，刘葆珊伸手要了纸和笔，迅速记下了两个特务的藏身代号。

肖阳开口问道：“在上海藏着的就这俩人吗？”

刘葆珊讲道，“我目前只能记起这两个，如果后面还想到别的，等我想起来了，会继续写给你。”

刘葆珊采取了“慢慢来”的招供策略，这又一次暴露了他的狡猾本性。你要是逼得太狠，他就干脆不说话；你要是不那么紧追不舍，他就能悠哉游哉地再多活几天。

肖阳问杨帆，对刘葆珊咱们该咋办？

杨帆讲道，“咱先由他去吧，这样他会觉得自个儿心理上占了上风，但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等他那牙膏挤得差不多了，心理优势也就没了，到时候，他啥都得往外说。不过咱们不能傻等着他开口，得想新招儿，从他已交代的那些潜伏特务名单里再挖挖价值。”

肖阳心里有点犯嘀咕。

杨帆讲道：“我这儿有个新招儿，对那些已经被抓的特务，咱们别一个个审了。那些识文断字的，先让他们写份自己的经历。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水龙头一样，你要是硬用手去堵，水是出不来的，但只要你把开关一拧，水就自个儿哗哗流了。我这个新招儿，就是给你把水龙头打开。”

肖阳听完这番话，瞬间感觉像是被点醒了。

当匪徒开始着手写他们的《个人经历》时，刘葆珊透露出了一名隐藏特工的信息，这人名叫姜深义。在细数自己以前的经历时，姜深义不经意间说出了陈亦川这个名字。

姜深义在自己的《人生历程》里头提到，1940年那会儿，他进了军统。军统那边有个规矩，新来的人得找两个上尉或者更高级别的特务做保证人，还得他们亲笔签字才行。他那会儿找的保证人里头，有一个叫陈亦川的。不过，对于陈亦川后来去了哪儿，他是一点儿也不知道。

陈亦川，是戴笠麾下一个响当当的杀手，在军统里头，人家都叫他“铁面判官”。戴笠曾经这样简短地评价过他：“做事麻利，沉着冷静，脑筋转得快，动手不含糊，该出手时就出手。”

陈亦川以前帮军统干过好几次杀人的活儿，而且每次都是负责收尾，也就是动手的最后一步。

啥是暗杀里的“备用计划”呢？

那次暗杀尝试没能成功之后，陈亦川就会作为备用方案登场，他突然出手，给出最后一击，确保任务完成。

说起军统的一次暗杀行动，那真的是挺刺激的，戴笠为了搞定“民国暗杀高手”王亚樵，那可是追了他老远老远，过程也是曲折离奇。而最后，真正动手把王亚樵干掉，还剥了他面皮的人，是陈亦川。

根据各种线索来看，陈亦川现在很有可能藏在南京或者上海，他就像是刘葆珊手里藏着的一张王牌，一直没亮出来，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现在，肖阳动了动匪特那边的“开关”，那位残害革命英雄的隐秘大反派就浮出了水面。

在问询室里头，肖阳瞅着姜深义，开口问道：“关于陈亦川的事儿，你还有啥了解的不？”

姜深义讲道，“我得知陈亦川和保密局里的一个女电报员走得挺近，他俩在南京还合租过房子一起住。”

肖阳开口问道：“这事儿具体是啥时候发生的？”

姜深义讲道，“我是在去年三月底那会儿得知这事儿的。毛人凤当时气得不轻，说陈亦川这样胡来会捅娄子。但陈亦川资历深啊，戴笠活着的时候特别看重他，连蒋介石都夸过他，所以毛人凤对他也是没辙。”

肖阳开口问道：“你对她，就是那个女报务员的情况，有没有了解？”

姜深义提到，“名字似乎是申少珍。”

肖阳开口问道：“跟我说说她的事儿呗？”

姜深义讲道，“那个女人啊，她最早是在南京邮电局上班的，后来抗战那会儿，被调到了军统局，在电讯部门干起了报务的活儿。她平时的行为举止吧，有那么点儿不正经，再加上和陈亦川的那一出，毛人凤对她这种类型的女人不感冒，估摸着是不会带她去台湾的了。”

审完姜深义后，肖阳二话不说，马上带着队伍直奔南京，去了解申少珍那边到底是个啥情况。

经过核实，敌方的档案里真有一个叫申少珍的人，她在保密局的电讯部门当报务员。1949年1月份，她刚被提拔成了少尉。

根据这些蛛丝马迹，肖阳琢磨着申少珍很有可能还躲在南京城里头。

为了这事儿，肖阳跑到了南京市邮电局的安保处寻求帮助。在他们的帮忙下，肖阳联系上了五位申少珍以前的同事。其中一位同事提到，他不久前碰见过申少珍，说她现在在一个戏曲团里唱戏，但具体是哪个戏曲团，他就不清楚了。

肖阳拿到这条线索后，立马动手，在南京城里把戏班子都筛了一遍，最后在绍兴的“吴家班”演员名单里，瞅见了申少珍的名字。

那天晚上，“吴家班”在秦淮河畔有场表演，肖阳打算去找申少珍聊聊。

这个女军统特工鼻子特别尖，候着场呢，她就好像感觉到了不对劲。等肖阳回头再来找她，人影都没了，她早跑得没影儿了。

这一跑，让肖阳心里琢磨起来，申少珍那家伙肯定有啥不可告人的事儿。

经过一番仔细查找，南京警方没多久就在江宁找到了申少珍的下落。原来，这女的打算“洗白”自己，正打算嫁给当地一个有钱的大佬，当他的“续弦”。

婚礼前一天晚上，申少珍在南京被公安人员给铐了起来。

可是，肖阳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因为从1949年4月那次决裂后，申少珍就再也没瞧见过陈亦川，对他的去向也是一无所知。

陈亦川他究竟躲在哪个地方了呢？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肖阳又一次讯问了刘葆珊。

说到陈亦川，肖阳一问，刘葆珊就直接说了：“不是我不想说，是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他已经消失了，我能确定的就是，他大概还在上海，没去台湾。”

接下来，整个上海这座大城市，被警察们翻了个遍，但仍旧没找到关于陈亦川的一点儿踪迹。

陈亦川现在不在上海吗？

肖阳费了好大劲在找陈亦川这个国民党的大特务，可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跟肖阳来了一招“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解放前那段时间，陈亦川在榆林那块地方忙活，而且跟组织失去了联系。

上海一解放，他看到镇上打击反革命那阵仗，心里就琢磨，硬扛着藏肯定是不行了。于是，他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叫徐庆楚，还瞎编了一通自己的经历。在这经历里头，他还特意留了点儿小漏洞，挺故意的。

这是陈亦川巧妙策划的一个步骤。

在审问房间里，他很快就坦白说自己是名小间谍。因为当初生活所迫，他不得不加入那个秘密机构的边缘团体。现在，他想改过自新，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结果，他心想事成，被关进了拘留所，上演了一出“暗度陈仓”。

然而，陈亦川再怎么精打细算，还是漏掉了一茬。他光顾着考虑外面的世界复杂多变，却没想到在看守所里头，也很可能会碰上以前的旧相识。

不出所料，有一天，在看守所的户外活动时间里，陈亦川被一个新被抓进来的小间谍给认出来了。

说实话，“暗处的问题”碰上正直的原则，可没那么轻松应对。

陈亦川被抓后，就像那个“水龙头一直流水”的比喻一样，保密局上海站被彻底翻了个底朝天，所有成员都被揪了出来，一个不落。

1951年4月29号，上海在逸园搞了个大会，把市里头、区里头的各界人民代表都请来，还加了些其他人，一起公开审判了九个干尽坏事的反革命家伙。

这一天，在上海的历史篇章里，留下了深刻的红色印记，让人难以忘怀。那天，大上海经历了它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刻。那个瞬间，仿佛被时间刻在了历史的石碑上，永远无法被抹去。人们回忆起那天，总是满怀感慨，心中充满了对那段历史的敬畏与铭记。

台上的人对着革命群众问：“碰到像刘葆珊这样的超级特工，咱们该怎么处理呢？”

台下的革命者们齐声呐喊：“干掉他们！干掉他们！彻底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