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又是一年春节，一顿饭的工夫，几个老战友围着酒桌说起了从前，我心里头突然翻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那是一段埋在记忆最深处的往事，关于我爹，关于一个军人的选择。

1974年的春天，我永远记得那个傍晚。枯黄的杨树叶子被风卷着，在院子里打着转，我爹急匆匆地推开家门，脸上的笑容像春天的太阳一样暖。

＂老李，这回准了，提干的事情稳了！＂我爹搂着我妈的肩膀，声音里满是兴奋。

我妈正在灶台前烧火，听到这话，手里的柴火都掉在了地上。

那会儿家里真是穷，我和妹妹连件像样的新衣服都没有。每到冬天，我妈就把我爹的旧军装改小，给我们兄妹俩穿。

院子里种着几棵白菜，墙角还有几畦韭菜，这就是我妈省吃俭用攒下的。每次我爹回来，看到家里的光景，总是叹气。

我爹在部队当了快十年的班长，带出来的兵个个都成了好样的。就连军区首长来视察，都专门表扬过我爹带的班。

＂等提了干，咱家就好过了。＂我妈擦着手上的灰，眼里闪着泪光。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天一大早，大队支书张远明就找上门来了。

那时候我正在院子里喂鸡，远远就看见张支书踩着自行车来了。他的自行车是全大队最好的永久牌，车铃声＂叮铃铃＂响得特别神气。

＂老王啊，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张支书搓着手，眼睛一个劲地往屋里瞟。

我爹把他让进屋，倒了杯热水。那是我妈专门留着待客的大茶缸子。

＂是这样的，我儿子小张，今年想去当兵。听说你在部队里很有威望，能不能帮着说说情？＂张支书的声音放得很轻。

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听见墙上的老挂钟＂嘀嗒嘀嗒＂响。

＂张支书，这事我真帮不了。当兵是为国家，得靠本事。＂我爹的声音很坚定。

张支书的脸色变了又变，最后意味深长地说：＂老王啊，你也知道，现在提干这事儿，政审可是关键。你家里这关系......＂

话没说完，但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我爹站在那里，背影显得特别孤单。

果然，没过几天，连长把我爹叫去了。回来的时候，我爹整个人都蔫了，军帽都戴歪了。

提干的事黄了。

我妈哭了整整一宿。第二天眼睛肿得跟桃子似的，还得去地里干活。

左邻右舍都在议论，说我爹是个傻子，明明有路不走。我爹什么都没说，每天该干啥干啥，只是晚上喝酒的次数多了。

那时候，我经常半夜醒来，看见我爹坐在院子里抽烟。烟头的光在黑暗中一明一暗，像是在诉说着什么心事。

1976年，我爹退伍了。回到地方后，在县机械厂当了个普通工人。每天骑着旧自行车上下班，车子老得咯吱咯吱响。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妈经常熬稀粥，说是自己不爱吃干饭，全给我爹盛满满一碗。

我爹心疼我妈，就在周末去给人修自行车。回来时总会给我妈带块肥皂或是一包糖。

那几年，我爹瘦了很多，但腰板还是像在部队时一样直。

1978年，机会来了。县里要办个新机械厂，厂长是个老军人。他找到我爹，说看中了他在部队的管理经验。

＂老王，现在厂里正缺你这样的人才。＂厂长拍着我爹的肩膀说。

我爹没有马上答应。那天晚上，他又在院子里抽了很久的烟。

＂去吧，咱们这个家，该翻身了。＂我妈轻声说。

就这样，我爹去了新厂。从一个车间主任干起，白天管生产，晚上看技术书。很快，整个车间的效益就上去了。

1982年，我爹当上了副厂长。开会那天，厂长当着全厂职工的面表扬他：＂老王这个人，宁可不提干也不走后门，这才是真正的人才！＂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爹给家里装了电灯，买了台缝纫机。我妈再也不用在煤油灯下补衣服了。

1985年，我考上了军校。临走那天，我爹难得喝醉了，拉着我的手说：＂当兵不是图个官，是为了当个顶天立地的人。＂

前些日子，我带着儿子回老家。院子里那棵老杨树更高了，树荫底下，我爹的白发格外醒目。

＂爷爷，你后悔过吗？＂我儿子问。

我爹笑了：＂后悔啥？人这辈子，站直了比站高了强。你看你爸，现在不也当上团长了？靠的是真本事。＂

夜深了，老战友们都走了。我扶着我爹往家走，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

＂爸，你说当年要是......＂我欲言又止。

＂傻小子，这日子不是挺好？＂我爹打断我的话，＂你妈这些年也不容易，回去我得给她炒个醋溜白菜，她最爱吃了。＂

我忽然发现，我爹的背依然挺得笔直，就像当年穿军装时一样。

月光下，老杨树的影子斜斜地打在地上，就像一个永远挺立的军人。

人活这一辈子，不在乎站得多高，而在于站得有多直。我爹用他的一生，给我上了最宝贵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