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允文于允长于允昭于允贤/文

抗日战争时期，我家住在重庆市江北县黄桷坪，门前有棵老黄桷树的大院里。抗战胜利的前一年,父亲因不愿打内战,被贬回了重庆，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之职，经常住在乡下家中。七、八年来出生入死，费尽心计，付出血汗，甚至差一点付出性命，结果在这胜利前夕，却被夺去兵权，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摘取胜利果实，心中实有难言之苦。

父亲日出即起。春夏秋冬 都是一盆低于体温的温水，连头带脸一起洗。他从不睡懒觉，也不许我们懒床。平常我们要上学，当然要早起，就是在节假日时，只要父亲起床一咳嗽,母亲们就赶紧说:“快!你爹起来了!”我们就飞快地跑进父亲房中，像小兵似地从大到小一列排好，听候父亲训话。他给我们讲孝顺父母，讲民族气节，讲做人应讲信义……。谁做了好事就受到父亲夸奖，做了错事一人挨训，大家得去“陪绑”。这样既养成了我们早起、有纪律的好习惯，又教导我们应该如何做人。他希望我们像他一样对国家忠诚，对上人孝顺，对朋友信义。

父亲总是侧身蜷曲而眠。我们曾问过父亲，为什么不伸直腿睡。父亲说，小时由老家到黑龙江，天寒地冷，行李单薄，无钱添置，日久养成的习惯。听之令人动容。父亲小时候家庭十分贫苦。听奶奶说，爷爷外出后，家中更是经常断粮。年卅晚上，被要帐人堵在家中，奶奶只好求人家说:“人不死，帐不黄。就是我死了，我儿子长大了也要还。”人家说:“你儿子?谁知将来是什么!”父亲虽 然很小，却咬着嘴说:“还!准还!加倍还!有时候实在饿极了，奶奶就领上三个孩子回娘家住几天。那时候老家来客人，吃碗面条就是上好的饭食了。有一次，奶奶回舅爷家，正赶上来客吃面，姑母太小，不懂事，高兴地说:吃面啰，吃面啰!”而父亲却硬抱起二姑领着大姑上山拾柴禾，一天什么也没吃，又回到家中。奶奶常说:“你爹从小就有志气。父亲十三岁离家外出，在黑龙江找到当兵的爷爷。有一天父亲在营房外玩时，毅军将领姜桂题出门时看见了父亲，就说:“嗬!这是谁家的孩子，好相貌，为什么不上学?”爷爷说明了情况。姜说:“那好,就补个兵名,拿上军饷上学去吧!”这样,父亲上了三年学,后进入教军随营学堂,学习炮兵。父亲在教导我们时还常常提到，他在随营学堂时，考试成绩从未落下前三名，而在带兵、喊操等实习课程上，则总是谁也比不上他。

正因为父亲小时候吃尽了苦头，他就更懂得爱民、爱兵。在黄桷坪出门回家必须下山、上山,去赶集一二十里路,总是走去走回。在集上吃豆花饭、担担面就很高兴。去重庆市从我家到渡口上船约廿里地，父亲不是骑马就是步行,从不坐轿。村里的人虽知大院里住的不是普通人家,但並不知他是谁。父亲每天早起后总是下山上山走上一阵，然后就蹲在人家门前和老百姓聊天，问收获，问民情……问得可详细了老百姓也愿意和他说,根本不知他是将军，大人小孩都叫他“于老板”。谁家有困难，找上门他总是吩咐家人给予帮助。乡间缺医少药，我家备有常用药，我妈学过两年护士专业，医术虽不高明，但却救过不少急难。

父亲对我们非常严格，不许讲究吃穿，没有钱不要赊帐买东西。从上学时起，吃饭自己添，内衣定要自己洗。对仆人不得直呼其名，或称xx兄、嫂，或称xx叔、妈等。照顾我们祖母的老保姆张妈，就像我家成员一样，可当着母亲的面打我们屁股。在我家40多年，最后还是我家养老送终的。解放前，我们从小学到中学，谁也没坐过父亲汽车上过学，解放后，我们的工作都是由学校毕业后服从国家需要分配的。分布在保定、山西、大连、武汉各地，父亲从未利用职权为孩子们讲过一句话，走过一次后门。

父亲从不迷信，也不烧香敬佛。但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在父亲部队中，就流传了“一怕一喜”的说法。

据说一炸营，准打败怕的是“炸营”。仗。所谓的“炸营”，就是军营中士兵们睡到半夜，突然某人梦呓叫了起来，就会像传染病一样，一传十，十传百，个个又喊又叫。夜深人静，数十人数百人甚至上千人，没命狂叫乱跳,实在骇人。经历不够的军官，明明是想去制止，但也常会身不由已地加入到歇斯底里的嚎叫行列中。小时候曾听父亲的副官们谈起过:驻守襄阳时，那次炸营才叫厉害呢!连长去了连长叫，营长出面，营长跳，团长急了，又不敢再去。只好找到父亲说，您福大，造化大，只有您才能平息。否则再扩大下去，结果不堪设想。父亲听了，想了想说“先别急此时正是最高潮，我一个人也没有那么大的嗓子可以盖过那么多人”。过了一会儿，父亲带着几个军官走到营房，站在门口，大喝一声:“干什么!睡觉!”结果一个接着一个都咕冬咕咚倒地大睡起来。果然不久，打了败仗，几乎全军覆没。

喜的则是下雨。别的队伍行军打仗最怕下雨，遇雨从心里起腻。而父亲的部队则从官到兵，不管干什么逢雨则喜。他们说:“咱司令姓于(雨的谐音)，下雨则如鱼得水。”因此部队行动遇雨大吉大利。1943年，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在山东敌后打游击，给日本军队很大威胁。日军买通汉奸，收集鲁苏战区总司令部的情报。由于内奸告密，日本军队在拂晓前包围了司令部。司令部只有少数卫队和机关干部，全部人员参战，且战且退。敌人大队人马跟踪追击。部队伤亡惨重，舅父牺牲，父亲左臂多处受到枪伤，流血甚多。副官黄起军舍命背起父亲撤退。听黄副官讲:“那时候真是到了弹尽粮绝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地了。统共剩下几十人，而日本人满山遍野都是。他们叫喊'活捉于学忠’的声音都可听见。我心想，这回可真要交待了。没想到，一会儿突然下起雨来。这下子大伙儿可都来了精神了，都说，老天爷来指路了。”父亲忍着剧痛，用右臂举起望远镜躺在黄副官的怀里仔细观察着，并说，“好!看起来四面都是日本人，但那个山头上却有一条白羊，有羊就说明日本人还没到那里，那个方向就是我们的出路。”果然由此突出了重围。大家把这一喜一怕说得很神，父亲也知道。他却说，这没什么。为什么炸营呢?还不都是仗打得大苦，精神过于紧张，身体过分疲劳，再要打仗可不就该败了?至于下雨天嘛，敌人放松警惕，而我方有所准备，再加上大家都认为我有水就活了，心理因素好，十个人会等于百人。不过喜雨倒确实给我家带来过幸运。

父亲比较严肃，要求严格。大人说话,孩子一律不许参与。父亲除了教导我们时以他自己为例外,，很少谈到自己。1964年春节过后，突然发现父亲思了肝癌，住进了北京医院。医生、家属虽然竭力隐瞒，但他似已有所查觉。此时父亲才逐渐谈起自己，可惜当时我们太年轻了，不能体会父亲的心情，用心不够，能够记得的东西太少太零散。但印象最深的确有二点，一是父亲对戚继光的敬仰。父亲曾多次说过:“戚继光是山东蓬莱人,我一生最钦佩他的民族气节，为抗击倭寇将一切置之度外。身为武将，第一条就是保国。我是蓬莱人，就是学的戚继光，对日本人我从未含糊过。在我当河北省主席时，日本人收买我，三次刺杀我，我不为其所动。”我们的大姐允文记得:日军司令梅津曾派人给我家送来几坛酒。父亲不在家，仆人收下了。父亲回未后，很生气，命仆人把酒立即送回去。梅津见拉拢不成，就派兵架起了机关枪对准省府大门。父亲通过外交手段虚以周旋。日本人没办法，搬出蒋介石、何应钦压我父亲。何应钦给父亲来电话时，全家人都在吃饭，只见父亲面色非常难看，拿着话简说:“不!不!混蛋。”走回饭桌说:“我骂了他!让日本人逼我请长假，我嫌丢人。除非我于某人死了，不死，决不辞职。”1938年台儿庄战役后，五十一军撤到河南确山驻马店一带休整，父亲到汉口开军事会议。我们全家住在重庆江北县，祖父母尚健在，很想念我父亲父亲也想回家探望父母。但我们也都了解父亲的心愿:决心抗日到底，捐躯沙场也在所不惜。祖父母都说此时不可叫他回来，所以全家都委托大姐允文去汉口把家中情况禀告父亲。父女相见很是高兴，父亲说 :“这次抗战是很艰苦的，我们必须横下决心坚持到底!並语重心长地说:“国难当头，人人有责，我不能卖国求荣，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祖先。这一点你们做子女的千万要记住，将来你们有了孩子要教育他们爱国孝亲。”父亲曾讲过:1938年南昌高级会议时，蒋介石准备派部队进入山东打游击。会上蒋问道:“谁能去敌后?”满屋高级将领人人低着头，无一应者。我就站起来说“我去!”为什么?我是山东人，这是保家卫国的事，我得学戚继光，再困难也要去。听说现在家乡写县志，父亲能与戚继光大将军同留名册，父亲在天之灵亦该万分欣慰了。二是父亲与张学良将军之感情。

前不久山西某报刊上曾有人撰文说，少帅和我们父亲是娘舅;更有人说张于两家是换亲，所以关系如此“铁”。这也纯系猜测。张将军之夫人名于凤志，是东北人，而我家是山东蓬菜人。张学良与我们母亲张学绘也无半点血缘关系，姓名相似纯系巧合。但张少帅对父亲之赏识、信任，父亲对张将军之忠诚拥戴，则是令人感动的。

父亲下野复出到张作霖的东北军后，就归张少帅指挥，越来越受重用。父亲在病床上曾讲笑话说:“少帅常借打牌，有意输钱给将领们作为变相的赏赐。有一次输得差不多了时，有人说，少帅输光了吧?但张学良将军却笑着说:不要紧，垮不了，我还有孝侯(我父亲的字)的廿军呢!”

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将军被迫出洋考查，行前曾将其私用贵重军械，分散给各高级将领。许多人争抢，而唯独父亲不抢。但是张将军反倒把家底交给了父亲。到美国之后，他过去的参谋长杨毓珣曾对他说:“于学忠非东北人，兵权太大，你出国了，怕要靠不住吧?"而张将军却说:“东北军最靠得住的就是他，将来收拾东北军残局的，非他莫属。”在兰州，我家住在市里的造币厂内。父亲常去西安开会(当时张学良将军就在西安)，入冬时，更是频繁地在西安、兰州间飞来飞去，一去就是好几天。后来才知道是去参加筹划“西安事变”的军事会议。这期间父亲与周恩来、叶剑英、刘伯承等红军将领结识并建立了友谊。“西安事变”前夕，我家门前加了岗。当夜忽闻枪声大作，全家人很惊慌，也不敢到院里去看。近拂晓，枪声渐息，才得知五十一军在机场等地缴了中央军的械，这时我们才放下心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的“兰州事变。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回南京。临上飞机，还在机旁用红铅笔写了一亲笔手令，意思是他不在时，东北军由父亲统帅听从杨虎城将军指挥。父亲在病床上多次叨念过我最懊悔的是将此手令放在身上，被小偷偷去了。”我们从小就看惯了张学良照片，即使父亲在前方时，父亲房中亦挂有张学良将军戎装及便装照片，客厅中还有张将军送予父亲的指挥刀。解放后仍有一张六寸大小的便装像挂在父亲床头。听父亲讲，蒋介石也多次拉他，派父亲同学作说客，庐山会议时还送过五万元，封官更不用说了;见父亲不为所动时就暗耍花招。1931年蒋介石发表父亲为河北省主席令时，就未与张将军商议。发表后张将军曾说:“我怎不知此事?”父亲一听就生气地说“他不与你商量，那咱就不干!”但张将军却说:“他给了咱，为啥不干?我们知之甚深，老蒋是挑拨不了的。

父亲忠实地执行张将军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大姐允文去汉口见父亲时，父亲激动地谈起几天前周恩来、叶剑英来看望他的情景，他对八路军将领很是钦佩。在鲁苏战区他与共产党合作得很好。父亲说过，他率领部队经过八路军驻地，八路军的哨兵却背过身去，让父亲的部队通过。

我们曾开玩笑地问过父亲，“听说共产党当初也派人作你的工作，蒋介石又那么不信任你，为什么不投奔八路军呢?”父亲说:“你们应该懂得，东北军十之八九在我手中。蒋介石扣押了张学良就等于绑住了我的手脚，东北军'红’了，张将军就完了。你们说我怎么办!你们再想想，汉卿在羁,我投奔八路军,有朝一日八路军有难，我是不是再改投他人呢?”解放后，张家卖房分家产，政府的意见是你们自己找人主持，国家不参与。东北军留在大陆将领甚多，但张家兄妹一再找到父亲，最后还是父亲主持划分。张家在大陆上的各份均由本人取走，而海外的各份，张家兄妹意见要我父亲保存。父亲亲自存入银行，一份份每年转帐。父亲病危时，自己家的家事从未论过，但却谆谆嘱咐张家钱一定要一笔一笔清清楚楚交与国家。父亲去世后由母亲们将张家的钱全部交与全国政协保存。

父亲去世之后，特别是近些年来，我们心中时时有所冲动，常常梦到父亲,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小兵似地站在父亲面前聆听父亲的教导;仿佛我们又坐在父亲病床前，一边削水果一边听父亲讲日本人怎样买通小勤务兵暗杀他。如果时光能够倒流，红卫兵抄家时，说什么也要将父亲和周总理一起在西安照的照片，及其他照片、亲笔自传等“偷”出来……。父亲为我们留下一笔可观的精神财富，我们永远纪念他。1990年十月初八日该是他老人家的百岁诞辰了。谨用这篇文章，表达我们对父亲无限的敬意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