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各家学派，成就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思想文化极速发展的高峰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忧患意识在近年来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究其根本，我们可以从当时群星璀璨的春秋战国时期发现这种“忧患意识”的源头。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社会急剧动荡的时代，作为一个“礼乐崩坏”的年代，不仅大大小小的战争冲突持续不断地上演，代表着各自的阶级利益和侧重方面的各家学说流派也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接下来对分别以各家学派的“忧患意识”予以叙述，找到其中的差异与相通之处。

谈到儒家文化，几乎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代名词，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诸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语句更是成为了耳熟能详的经典。孔子与孟子作为儒家圣人与亚圣力图将自我的“忧患意识”传播到天下人身上，从而达到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境界。

1.倡导德才兼备的孔子

孔子对于“忧患意识”的体现集中表现在对学识的追求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上，在那个“礼乐崩坏”的年代，世人皆向往荣华富贵、骄奢淫逸的生活，孔子却对这种想法难以同流合污。

他对弟子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在回也！”对于身处陋巷粗茶淡饭却自得其乐的颜回，孔子毫不吝惜地对其进行夸赞，颜回不以他身处的简陋环境而感到忧虑，而是在陋巷中依旧把学习作为通向快乐的道路，颜回这种安贫乐道的态度，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情况下依然将获取知识作为自己的追求，外表的华丽衣着只是一时的，内心的充实与富足才是永恒，孔子的这种思想可见一斑。

2.智者忧患天下的孟子

作为孔子的接班人孟子来说，他将孔子对”忧患意识“的理解从个人着眼到历史与哲学的层面上，相比起来更具辩证与普遍性。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孟子先是以历史上的名人的故事来就事说理，指出历史上能成大事者，定要经历常人无法经历的磨难。

通过对舜、管夷、孙叔敖、百里奚等人的事迹进行列举，引出了“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道理。并在此之上进一步提出了“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大胆推理。

孟子的这篇文章在孔子“颜回不改其乐”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挖掘和深入，揭示出在忧患中人才能生存发展，在安乐中人只会走向衰弱直至死亡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在哲学层面，生命与死亡的相互对立，安乐与忧患的水火不容，颇具辩证法的思维模式，在中国哲学体系的筑建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无为而治”著称的道家学派，对于“忧患意识”的理解相比于其他学派远远地超出了当时所处的年代，不把众人都推崇的当作真理，不将众人所嫌恶的当作坏的，而是将深深的忧患放眼于长久以后的未来，将悲天悯人之心凝聚到一个以贵为贱、以无知当美德的年代中，道家的“忧患意识”依旧是值得所有人学习和深入的一朵“奇葩”。

1.见素抱朴的老子

在《道德经》第十九章中有这样一段话：“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句话对于百姓的思想观念进行了颠覆式的忧患思考。

百姓皆以圣人贤者的话为至理名言，殊不知常有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对圣人言论进行曲解篡改使得圣人之言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失去了它本来应有的价值，既如此倒不如一开始的没有圣人，百姓的思想也就不会被这些道貌岸然的话语所控制，纵观自汉朝以来独尊儒术的历史，儒家思想确实如老子所料完全沦为统治者稳定百姓思想、麻痹其精神的工具。

我们常常被一些“名人名言”所鼓动，失去了自己原有对事物的判断。到底是这个人说出了这些“名言”所以才成为“名人”，还是他们成为了“名人”以后他们说的话也便成为了“至理名言”了，其中的种种，还需要我们在头脑中把权威概念清除掉，不迷信任何人的观点，当然也要避免自己的主观判断，在这个“耳听为虚，眼见也不一定为实”的年代里时刻警惕，不让自己成为谣言与欺世盗名之人的帮凶。

废弃对于仁义之行的崇拜，人人皆可孝顺慈善。人人皆以仁义礼智信为最高标准，因此能达到的人才会越来越少。如同法律作为一个人的最低要求，遵纪守法不该被大肆称颂，因为这是最基本的，对于仁义来说也是如此，正是由于太多人的推崇，成为“高雅”的圣人准则，反而使得仁义之心成为普通人所无法触及到的“空中楼阁。

抛弃敲诈与获利，盗贼也就不会出现了。之所以出现盗贼，是由于某些人不劳而获的心理作祟，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是让百姓之中形成诚信经营、合法获利的意识，而不是一味的重罚与杀戮，堵不如疏，疏不如引，当人们皆以热爱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盗贼也就不复存在了。

以圣智、仁义、巧利作为社会所推崇的法则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抛弃这些浮于表面的言辞，以“忧患意识”为基准，才能发现真实的世界。

2.列子的“杞人忧天”

杞人忧天的故事我们并不陌生，它讲述的是杞国有一个人整日担忧天会塌地将陷，自己也会被压死，如今的我们将这个词语比喻成整天怀着毫无必要的担心和无穷无尽的忧愁，无时无刻在空想的那种人，被列为反面教材钉在耻辱柱上时不时拿来鞭笞。

但其中引发的对于“忧患”的思考仍旧值得我们深入，处在科技发达的年代的我们当然知道天塌地陷是不可能突然发生的事，但在那个科学水平十分落后的年代，天空大地依然有“诞生”的时刻，有“毁灭”的一天也是不足为奇的。

杞人这般忧心忡忡以至于废寝忘食的行为当然不值得提倡，但也由此引发了旁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在“晓人”的讲解之下也达到了“其人舍然大喜，晓之者亦舍然大喜”的圆满结局。这种忧患虽然来得不切实际，但它既引发了旁人的思考与探索，又在解决问题中获得了精神的愉悦与满足，例如“如果地球即将毁灭人类将何去何从？”这样的问题的产生不仅促进了科幻小说的发展，也开启人们对于航天和宇宙的探索之路，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有益无害的。

因此，对于某些“杞人忧天”的“忧患意识”，有时也不妨予以鼓励，以此引发更多的思考，各种超乎常理的发现也会层出不穷。

《墨子·鲁问》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沉湎， 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墨子对于“忧患意识”的理解着眼于阶级性、社会性与人的主体地位上。

农业、手工业者作为社会阶级的最底层，他们没有自己的人身自由，没有社会地位更没有独立人格，在当时沦为了可以自由买卖、抵押甚至处死的“物品”。墨子却把自己的立场完全站在这些普通百姓上，为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奔走哭号，“尚贤”而不”尚贵“，崇尚智慧而不鼓吹地位，向那个以姓氏血脉为尊的年底公开发起了挑战。

“强本”“节用”将农业置于国家发展的主体地位，“兼爱非攻”的天下和谐的倡导，这种立足于当下的社会责任感的担当，是墨子思想对于“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它对农业的许多真知灼见、以及对人的权力的拥护，为现代农业与法律提供了理论依据。

诸子百家“忧患意识”的相互摩擦、碰撞，共同促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群星璀璨的耀眼时代，其中各家学派全面、细致的研究、发掘、思考出的中华文化优秀的学术成果，是中国文化至今得以生生不息、延绵不绝的源泉，时至今日依然值得后人不断学习与实践。

从古至今许多词语都彰显了中华民族自春秋战国时期以来的“忧患意识”，在未雨绸缪、有备无患、防微杜渐、早为之所、防患于未然、积谷防饥等词语中这种意识得以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在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达到顶峰，追本溯源地来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忧患意识”就已作为一种民族意识扎根中华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