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持续到70年代，被世人视为“封建余孽”的北京古城墙、城门牌楼，最终被逼无奈，为首都城市建设让了道。

持续了近20年的拆除工作，让已有600年历史的北京城墙尽数消失。

一位老人每每想起，心如刀绞，他为之努力过、奔走过、愤怒过，但是无能为力。

他如今能做的，便是喃喃自语：还好徽因没看到。

这人便是梁思成，林徽因的丈夫，两人为了挚爱的建筑事业，奉献了所有。

那时候的北京城，城外有一圈呈“凹”字型绵延14公里的古老城墙，始创于元朝，建成于明代，沿用于清代、民国，直到解放后，600多年的历史见证

早在1948年，平津战役一触即发，战火一旦蔓延，满载着中华瑰丽文化的北平城危在旦夕。梁思成和林徽因急得团团转，熬夜将北平军事地图上面上重要古迹位置一个个画了下来，郑重其事地交给了组织。

“北平是世界上现存最伟大的古城市，我们有责任必须保护好它！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损坏。”

好在最后，傅作义宣布起义，北平和平解放，得此，700年北平古城才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可惜的是，这些承载着历史痕迹的古建筑，有幸躲过战乱，却在和平年代，沦为城市发展的牺牲品。

1949年春天，国家也对旧城开始了考察、修复工作。正当梁思成和林徽因欣慰不已之时，1949年冬天，一场城市规划会议，风向骤变。

会议上，苏联专家巴兰尼科夫认为，那些古建筑对于中国来说有害无益。他认为新中国应该将原本的古城墙、古建筑尽数拆除，为北京城的规划发展让道。

以此事作为由头，一场长达9年的古建筑是“留”还是“拆”的争论从此展开。

作为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等人自然是坚定的保留派。

但是渐渐地，“拆除派”的声音越来越大，在那个事事都讲究新的年代，这些旧建筑刺痛了一些人的眼睛，觉得它们是封建社会的余孽。

而在冷兵器时代，城墙的确可以起到抵御外敌的作用，但是在当下，城墙毫无作用。

而在北京普通民众看来，这绵延十几公里的城墙，简直是碍事，动辄就要绕行，还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而梁思成等保留派则认为，历史文化名城是不容毁损的。他建议将行政中心设立在西郊，倡导“新旧两利，古今兼顾，平衡发展”。

为了以理服人，梁思成与规划专家陈占祥一人做规划，一人写文章，共同完成一篇长达2.5万字的《建议》，并附上十余张图纸。

梁思成自费刊印了上百份《建议》，到处奔走。林徽因也不顾自己的身体，跟随丈夫一起到处奔波。

但可惜，效果甚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53年，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就组织过一次保护古建筑座谈会。

座谈会上，吴晗从新中国的建设和规划出发，坚定认为北京所有的古城楼都要拆除。

吴晗的理由是，北京四大牌楼的存在，影响了北京市的交通和市容。

还有一点是，四大牌楼中的东、西二牌楼在过去叫“大市街”，就是俗称的菜市口，专门执行死刑的地方。

此外，吴晗还认为，梁思成夫妇之所以建议保留，无非就是出自于美学的考虑，他提议：采用体积更小的、欧洲风格的铜像、喷泉等物件，去取代那些牌楼。

这个建议在如今看，是非常可笑的。

当时的林徽因，肺病已经很严重了，但事关古建筑的留存问题，她还是强撑着病体参加了会议。对吴晗的说辞，林徽因态度很坚决：城市的规划得好，那些牌楼根本不可能碍事。

对于因为杀过人就要拆除的说法，林徽因觉得好笑又好气，林徽因表示：

要说死过人，那故宫里面死过多少人？死过人的地方全都要拆了，那么整个故宫都得铲平！

题外说一句，后来吴晗还真的想铲平故宫，得亏梁思成等人拼命反对，此时才不了了之。

但城墙的事，争论许久，已经没有回转的余地。

最后，双方大吵一架，林徽因临走的时候对吴晗说：

你们把真古董拆了，将来是要后悔的！到时候就算恢复起来，也只能算是假古董！

据当时参加座谈会的陈占祥描述，争论到最后，梁思成泪洒当场。

他无限悲凉，说：“再过50年，你会知道真理是在我这边。”

但那时的北京城，搞好经济建设、让百姓们尽快过上好日子是主题，大局已定。

各人所想，出发点不同，但都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但在这样的形势下，似乎已经注定了梁思成的“遗憾”！

后来不久，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会上，郑振铎有感而发：

推土机一开动，我们祖先遗下来的文化遗物，就此寿终正寝了。

林徽因一听，顿时悲愤不已，感情上不得抑制地冲动了起来，和吴晗面对面发生了冲突，一顿数落将吴晗说得面红耳赤，林徽因更是直言：你必将身败名裂！

这句话后来一语成谶，吴晗的下场的确凄凉。

据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当时的情景：

“她(指林徽因)指著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自那以后，林徽因仿佛失去了精神寄托，眼看着劳心劳力保护的古建筑最终逃离不了被拆除的命运，万念俱灰，身体更是每况愈下。

缠绵病榻的时候，她还发出多个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在博物馆的玻璃橱里精心保存几块残砖碎瓦，同时却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建筑拆得片瓦不留呢？”

历史无言，在保护文物和经济发展的取舍问题上，谁都无法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

因为此事，悲痛、失望的林徽因，更是决绝地，以拒绝吃药治疗，表示抗议。

1955年4月1日，沉疴已久的林徽因带着满满的遗憾离世，葬在了她亲手设计的八宝山公墓。这个钟爱四月的女子，生命最终停止在四月的第一天。

在她生前生后，城墙拆除工作已经在有序展开。

1950年，东公安局街和司法部街牌楼被拆；

1953年5月朝阳门和阜成门的城楼及瓮城被拆；

1954年，中轴线上的地安门被拆；

1957年，永定门城楼箭楼被拆....

1958年起，大部分城墙、城楼被拆除。

拆除工作一直持续到70年年代，随着一座座牌楼、一段段城墙，这些见证着沧桑历史的建筑物，在隆隆隆的挖掘机中，化为一缕尘埃。

梁思成眼含热泪，悲痛不已：“还好还好，还好徽因不会看见了。”

只不过，林徽因最后的“狠话”竟然一语成谶。

事实上，也不需要50年。2004年，我们就意识到古建筑的重要性。甚至，不惜耗费巨资，也要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赝品”出来。此时，距离永定门被拆，也不过47年而已。

虽然北京老百姓积极响应号召，踊跃捐砖。但是当我们触碰这一砖一瓦时，历史的回音注定无法再被听到。

复原后的永定门

题外一句，提出保护中轴线和修复永定门的，正是梁思成先生的四大弟子之一王世仁先生。

1953年，每天往返于永定门于与家，为永定门留下珍贵的影像资料的，也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学生，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

梁思成和林徽因虽已千古，但仍有人在她们的影响下，前仆后继地参与到文物保护的工作中。

时间也已经给出了答案。如果按照当年梁思成的方案，北京城如今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可惜如果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