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诗这个人物，名气不大。在小说《三国演义》里仅出场三次。
第一次是在第六十五回。刘备战胜刘璋，取得益州统治权以后，自领益州牧。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安抚益州旧部，将费诗等文武投降官员共六十余人，“并皆擢用”。从中可以看出，费诗在文武投降官员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第二次是在第七十三回。刘备自封汉中王，任命关羽等五人为“五虎大将”，并派费诗到荆州送官诰给关羽，同时令关羽先起兵取樊城。谁知关羽在听说黄忠也位列“五虎大将”之中时勃然大怒，不肯受印。费诗展示了自己的雄辩之才，一番话终于打动关羽。这个情节表现出费诗的机智雄辩，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三次是在第九十一回。诸葛亮上“出师表”北伐中原，费诗作为主要的留守人员之一，任职秘书，协助治理蜀汉政权。
从《三国演义》判断，费诗作为刘璋的旧部，受到了刘备的厚待，仕途算是一帆风顺。不过，看《三国志·费诗传》，历史上的费诗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仕途多舛。
《三国志·费诗传》载：费诗字公举，健为南安（今四川乐山）人。在刘璋时期他的仕途可谓比较顺利，担任过绵竹令一职，这个职务和后来成为刘备主要谋士的益州旧部——法正当时的情况比起来，要高出不少。后来在刘备谋取益州并进攻绵竹时，费诗未做任何抵抗便举城投降，为刘备能够顺利打败刘璋占领益州立下了功劳。刘备也没有亏待费诗，自领益州牧后，“以诗为督军从事，出为洋舸太守，还为州前部司马”。看来刘备和费诗的关系还是可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小说中所写的费诗出使荆州，在历史上也是一件真事。费诗对关羽说的话，史料的记载和罗贯中的小说几乎完全一致：
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昔萧、曹与高祖少小亲旧，而陈、韩亡命后至，论其班列，韩最居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今汉王以一时之功，隆崇于汉升，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齐乎！且王与君侯，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
费诗的话，除了表现其机智以外，同时也把关羽爱受吹捧的毛病表露了出来。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历史上的关羽的一些性格上的弱点。
刘备占据益州、汉中后，手下群臣打算推举刘备为帝。这时的费诗却上了一份奏表，表示反对：
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阳，获子婴，犹怀推让，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
按照费诗出使荆州的机智，应该来说是一个非常识时务之人。要知道在当时有议郎阳泉侯刘豹、青衣侯向举、偏将军张裔、黄权、大司马属殷纯、益州别驾从事赵作、治中从事杨洪、从事祭酒何宗、议曹从事杜琼、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谯周、太傅许靖、安汉将军糜竺、军师将军诸葛亮、太常赖恭、光禄勋黄柱、少府王谋、博士许慈、议郎孟光等众多蜀汉大臣上表推举刘备为帝。费诗怎么会来个逆潮流而行呢？
其实，除了费诗反对之外，还有几位大臣也反对刘备称帝。“是时中夏人情未一，闻备在蜀，四方延颈。而备锐意欲即真，巴以为如此示天下不广，且欲缓之。与主簿雍茂谏备，备以他事杀茂，由是远人不复至矣。”我们来对比一下费诗的奏表和刘巴、雍茂的意见，其实基本上都差不多，都是认为时机太早。其结果却是费诗被贬职为永昌从事，主簿雍茂被杀，刘巴虽然没有受到什么处罚，但是也从此“恭默守静，退无私交，非公事不言”。出现这样的情形，究其缘由，也就是《三国志·费诗传》中说的“忤指”，违背圣意！
从这个事件中可以发现：刘备称帝其实还是遭到不少人反对的，反过来可以体现出那个一向以“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著称的刘备性格中阴暗的一面。不过，这也令人想到同时期的荀彧，虽然动机也许不同，但心态却都是一样：不识时务。
因此，习凿齿就明确指出：“夫创本之君，须大定而后正已，纂统之主，俟速建以系众心，是故惠公朝虏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举号，夫岂忘主微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纠合义兵，将以讨贼。贼强祸大，主没国丧，二祖之庙，绝而不祀，苟非亲贤，孰能绍此？嗣祖配天，非咸阳之譬，杖正讨逆，何推让之有？于此时也，不知速尊有德以奉大统，使民欣反正，世睹旧物，杖顺者齐心，附逆者同惧，可谓感矣。其黜降也宜哉！”。虽然费诗有应付关羽的小聪明，但显然沉浮宦海还是水平不高。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费诗随诸葛亮南行，在汉阳县与魏国降将李鸿的谈话中。李鸿向诸葛亮介绍蜀汉的叛将孟达有反正之意。费诗马上表态：“孟达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后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与书邪！”这一番话虽然说得正气凛然，但明显是意气之言，殊不知在世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诸葛亮自然不会和费诗一般见识，他利用了孟达的摇摆心理，通过写信的方式和孟达取得了联系和信任，造成了曹魏边境的一场混乱。
也正是因为费诗在政治上的幼稚，他在仕途上一直没有进展。在诸葛亮时期，费诗的官职也没有得到什么升迁。东晋常球所著《华阳国志》载：费诗的官职在建兴三年（公元225年）也不过是个从事。直到诸葛亮死后，蒋琬当政时，费诗才被升迁为谏议大夫。当上这个职务，费诗足足用了15年多的时间。
费诗这个人物，陈寿的评价是：“费诗率意而言，皆有可纪焉。以先主之广济，诸葛之准绳，诗吐直言，犹用陵迟，况庸后乎哉！”。常球《华阳国志》也说：“诗终刘代之世，官位不尽其才，君子以昭烈之弘旷，武侯之明达，诗吐直言，犹尚陵迟，况庸主昏世。率意直言，而望肆效者哉？”对于费诗因为直言相谏，陈寿是比较欣赏的，同时隐约之间露出对刘备的不满。
巧应关羽，说明费诗确实有点本事；上书一事，虽然体现费诗的耿直，但是却显得不识时务；对待孟达之言，则表现其人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像费诗这样的没有政治头脑的官吏，能平安度过余生，已经是一种万幸了。如果不是遇上刘备，或许早就身首异处了。费诗最终“卒于家”得以善终，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