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太原出公差，发现太原的出租车司机跟北京的司机都挺能聊。不过，北京司机们个个爱聊政治，对中国的各种政治话题如数家珍。太原司机呢，更像是推销高手。从机场到酒店，四十多分钟的车程，司机大哥有三十多分钟都在猛夸一个人——前市长耿彦波。他讲得那叫一个生动，就怕自己没把耿市长的丰功伟绩说明白。听他那意思，要是没了耿彦波，太原还跟新中国成立前似的呢。

耿彦波每到新地方，就忙着搞拆迁重建和老城翻新。说实话，全国很多地方，特别是2000年以后，都大兴土木改造老城，可为啥老百姓心里还是老惦记着耿彦波呢？其实，在动工前，耿彦波心里早就有数了。他亲自跑遍各个角落，深入了解城市的文化底蕴，琢磨着怎么保留和发展这些文化特色。他国学底子厚，对传统文化有独到见解，加上看得远、想得深，所以他的规划特别有远见。耿彦波搞的大动作，不是为了给自己脸上增光，搞那些虚头巴脑的政绩工程，而是真心实意为了当地老百姓，为了城市的长远发展。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好事，能让城市自己造血，持续发展。

实施才是规划的关键。耿彦波讲了，拆迁的事不让开发商插手，全由政府来负责，因为开发商总会想方设法压价，这样一来，老实人就会吃哑巴亏，而那些爱耍横的人反倒能捞到好处，这其实就搅乱了社会的公正。我办事一碗水端平，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按规矩来，公平才有力量。耿彦波的公平观，关键在他自己没私心，他从不琢磨着从旧城改造和城市建设里头捞好处。

心里没私心，世界自然宽广。耿彦波搞了个大动作，大拆大建，老百姓们心里五味杂陈，一边嘀咕，一边盼着，一边还暗暗给力。嘀咕的是，这一拆，生活乱了套，新房得等个一年半载才能住进去。耿彦波这手笔，可不是小打小闹，一出手就是整个街区，整个城市好像都翻了个底朝天。可老百姓在嘀咕的同时，心里头又盼着呢，因为他们清楚，自家那小屋，条件差，冬天没暖气，全靠小锅炉凑合，夏天呢，污水满地，臭气熏天。

咱们历来都图个安稳日子，有个安稳的窝才行，不然咋能安心在这儿发展呢？所以耿彦波要搞拆迁，大伙儿心里都挺期待的。日子一长，大伙儿瞧出来了，耿彦波这个市长，搞拆迁可不是为了自己捞好处，搞什么工程、买卖，或者多占几套房，他是真心实意为咱老百姓着想。这样一来，大伙儿也就开始支持他了。最重要的是，耿彦波一直都对老百姓公平公正，拆迁这事儿，一把尺子量到底，标准定好了，谁说了也不算数，想走后门？在耿彦波这儿，压根儿就没门儿！

一开始，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特别是90年代那会儿，耿彦波刚调到灵石当县长，他就打算拿出5000万财政的钱来修缮王家大院。王家大院啊，经过好几百年一点点扩建，现在比北京故宫还大了1.6倍呢，历史意义可大了。但耿彦波实地考察时却发现，曾经那么气派的王家大院，现在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

拿5000万去整修王家大院，这事儿在当地可炸了锅，老百姓不理解，县委、政府的领导也是一堆反对声。你想啊，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才1个亿，一下子扔进去半个亿修个快倒了的院子，这不是瞎折腾嘛！可耿彦波硬是不听劝，硬是把这项目给推上了。大家明着斗不过，就开始暗地里使招，举报信跟雪花似的往太原、北京飞。耿彦波呢，白天在工地上忙得团团转，晚上还得应付调查组的盘问，有时候白天刚被问过话，晚上还得抽空去工地瞅瞅。他顶着老大的压力，冒着被撤职的风险，就这么硬挺着。结果呢，还真让他给办成了，这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大院，现在可是焕然一新了。

1996年，第七届中国民居学术大会在太原热热闹闹地开了。那会儿，耿彦波虽然是县长，但他可不顾那么多，硬着头皮就去请开会的专家们去王家大院瞅瞅。这本不在大会计划里，但耿彦波愣是磨到了最后，大家也就跟着去了。一看那原汁原味的王家大院，所有人都惊呆了。从这以后，王家大院就算是出名了，连省里的一些大领导都被那宏伟的院子给镇住了，王家大院的名声是越来越响，后来还申请上了山西4A景区。之后啊，好多电影电视剧都在王家大院拍，这地方就更火了。到了2003年左右，王家大院的门票钱都挣了3000多万。可这时候，耿彦波早就不在灵石了，2000年他就调到榆次当区委书记去了。他走的时候，王家大院还没火起来呢，好多人都觉得那地方没啥前途。耿彦波离开灵石的那天，还有人在十字路口摆了几个大花圈，想给他添堵。可耿彦波呢，就笑了笑，没当回事。这就是那种宁愿自己挨骂，也要给后人留好处的胸怀和气度。

耿彦波真正火起来，同时也惹来不少争议，是因为他搞的大同旧城改造。那时候的大同，城市规划乱糟糟的，简直就没啥规划可言，老城区灰尘满天飞，路堵得不行，老百姓满腹牢骚。那时候的大同，除了土豆和煤矿，也没啥拿得出手的东西。尽管那时候耿彦波已经是个不小的官了，是正厅级领导干部，但他还是在大同这块破地方看到了宝贝。大同的古城历史悠久，云冈石窟也特别有意义。于是，耿彦波大手一挥，该拆就拆，新中国成立后都少见的大规模拆迁就这么开始了，他还搞了个一轴两城的城市规划，马上就开始实施了。不过，改造大同可比他之前在灵石和榆次干的活儿难多了，网上那时候骂他的人可不少。耿彦波还跟自己的孩子说，别让我再看那些骂我的话了，再看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撑下去。那些骂声，也不一定都是大同人发出来的，说不定就是最早那批“键盘侠”，连实地都没去过，就在那儿瞎嚷嚷。

耿彦波为了大同真是豁出去了，每天天还没亮，大概五六点，他就起床了。大同的冬天冷得要命，风刮得跟刀割似的，但他还是跑到大街上去溜达，跟那些早起的人们聊天。你根本在政府食堂看不到他，他反倒经常跟老百姓一起，在路边摊吃油条、面条、包子啥的。他的皮鞋都磨坏了好几双，但大同的楼是一个接一个地盖起来。遇到那些不作为的干部，耿彦波可不含糊，直接就开怼。搬迁、拆迁，你要是哪个都搞不定，那就别干了，赶紧写辞职信走人。有一次，一个镇政府班子对老百姓的困难视而不见，耿彦波气得不行，电话里直接说要把他们全换了，这太过分了，怎么能这么不在乎老百姓呢？他说，大同现在缺的是真正干事的干部，不是那些光想着当“官老爷”的人。

开发商们一见到耿彦波，心里就七上八下的。他总是不声不响地跑到各个工地，有次发现地砖下地基不稳，材料也偷工减料，他当场就叫停了，立马要求整改。耿彦波火冒三丈地说：“瞧瞧那家伙，表面挺老实，其实一肚子坏水。当着我的面都敢糊弄，背地里还不知道有多少猫腻呢！”还有一次，在个古寺里，他发现佛像肚子里塞的竟是砖头，也是二话不说就叫整改。有记者问耿彦波，能不能温和点处理，他回答说：“我在大同能待几年啊，时间紧迫，大同再也耽误不起了。”有人讲，耿彦波五年干了别人五十年的活。其实，他大可像其他领导那样，安安稳稳地管管卖煤的事，当个没争议的太平官，但他没这么做。

大同搞了这么大动静的城市建设和老城翻新，居然没闹出群体上访的事儿，这事儿让好多学者都挺惊讶。耿彦波说了，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啥叫“钉子户”。耿彦波爱跟老百姓面对面打交道，大家有啥事儿都直接上街找他。不管身边有没有领导陪着，或者正忙着检查工作，只要老百姓来找他反映问题，他从来不让手下人拦着，总是先解决群众的事儿，然后再顾自己的工作。说到底，他的工作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嘛。耿彦波的秘书，最常干的事儿就是打电话帮群众调解各种麻烦。

有回，几位农转非手续没办妥的百姓，拿着资料找耿彦波，想让他帮忙解决孩子上学难的问题。耿彦波一听，立马拿起笔，在资料上写了意见。想想现在孩子上学，想找个人帮忙都不知道去哪儿找。耿彦波去考察时，俩大妈远远就喊他耿市长。他还以为大妈们有啥要投诉的，结果大妈们从兜里掏出几块糖，说这是好吃的蔗糖，让他尝尝。耿彦波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让她们赶紧回家，天气冷着呢。慢慢地，来找他诉苦的人少了，来感谢他、给他送祝福的人多了。面对那些送锦旗、送礼物的百姓，耿彦波是能避就避。特别是大同古城建好的那天，有人在城墙上挂了条横幅，上面写着“耿市长，您辛苦了”。那一刻，耿彦波心里头应该是最甜的。到了2013年，耿彦波要离开大同了，好几万百姓来送他。大家喊着“耿市长，留下来”，声音响彻云霄。耿彦波坐在车里，眼泪止不住地流，心里头满是对大同这五年的不舍。

耿公心里只有公家和老百姓，不怕别人议论，也不怕吃苦受累。他当官就是为了给老百姓谋福利。耿彦波，一个农民的儿子，能做到全国大城市里的市长，这可真不是件容易事儿。咱们国家就那么三十几个省会城市，他能坐上那个位置，全靠他自己拼命干，还有上面领导的赏识。当然啦，也少不了他那些好搭档的帮忙。要是没有这些，像他这么直性子、有原则的人，想当上省会城市的一把手，那可真是难上加难。

2019年1月份，61岁的耿彦波市长卸下了担子。到了6月份，也就是他不当市长五个月后，耿彦波又被委以重任，当上了省政府参事。要知道，一个省里能当上参事的也没几个人。这下，耿彦波又能在他擅长的领域出谋划策了。我们得感谢耿彦波，向他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