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的上海，白色恐怖如影随形。一场在新闸路经远里的秘密会议，本该出席的周恩来因公务未能与会。谁知会议刚开始，大批租界工部局巡捕突然破门而入，将中央委员彭湃等多名重要领导人悉数拿下。消息传来，周恩来震惊不已。在这个风声鹤唳的年代，党的每次行动都谨慎万分，连开会时间地点都是军委秘书白鑫临时通知的，为何敌人能够如此准确地掌握情报？
一、谜案浮出水面
1929年8月24日的上海，天气闷热异常。新闸路经远里12号，这座普通的石库门里正在进行一场关键会议。参会的都是党的重要领导人物：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候补委员、军事部长杨殷，以及多位地方负责同志。
军委书记周恩来原本也要参加这次会议。但就在会议开始前，他临时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这个临时变动，竟成了周恩来躲过这场灾难的转折点。
下午三时许，会议刚进行到一半，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密集的脚步声。不等屋内的人反应过来，大批全副武装的租界巡捕已经破门而入。他们动作迅速，训练有素，显然是有备而来。在场的同志还未及销毁文件，就被全部制服。
消息很快传到了周恩来耳中。那天傍晚，他正在法租界一处安全屋等待会议结束的汇报。听闻此事，周恩来立即召集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等人紧急磋商。
＂为什么敌人能掌握得如此准确？＂周恩来反复追问着这个问题。按照惯例，每次会议的时间、地点都是临时决定，连与会人员名单都是由军委秘书白鑫在开会前几个小时才通知的。这种级别的会议，知情者不超过十人。
更蹊跷的是，军委秘书白鑫本人也在这次行动中被捕。这位黄埔四期的毕业生，曾参加过南昌起义，今年初刚调到上海工作。从表面上看，他是革命队伍中的忠诚战士。
但周恩来和陈赓都注意到一个反常的细节：此次突袭行动中，租界巡捕竟然直接将被捕者引渡给了上海市公安局。要知道，在当时的上海，租界当局与国民党之间虽有合作，但向来都会先走司法程序。这种反常的＂速递＂行动，显然另有玄机。
随后几天，陈赓带领特科成员展开了秘密调查。他们发现，在被捕的前一周，白鑫曾有过一次反常的举动：他改变了多年来的生活习惯，连续三天都在傍晚时分独自外出，每次都是在法租界的同一个茶馆停留约莫一小时。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茶馆的常客中，有一位是上海市党部的常委范争波。此人近来频频出入租界工部局，而在8月24日当天，他恰好也在新闸路附近出现过。这些看似零散的细节，渐渐在特科的调查中串联成了一条清晰的线索...
二、叛徒身份揭晓
就在特科调查陷入胶着之际，一位意想不到的人物带来了关键线索。此人名叫杨登瀛，表面上是上海青帮的重要成员，实际上却是陈赓发展的一名重要内线。他不仅与租界巡捕房有着广泛联系，还在国民党情报系统内部担任要职。
9月初的一天，杨登瀛通过秘密渠道向陈赓传来一份重要情报。在一次与范争波的酒宴中，已经喝得微醺的范争波无意中透露：白鑫并未被关押，而是正在他的住所休养。原来，那天的＂被捕＂不过是一场戏，目的是为了掩人耳目。
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了陈赓的高度重视。他立即派人对范争波的住所进行秘密监视，很快就发现了更多蛛丝马迹。每天清晨，都有一名年轻女子来到范争波的住所。经过调查，这名女子竟是白鑫的妻子。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白鑫＂被捕＂前的一个月，他的妻子曾秘密前往南京，与白鑫的胞弟白云生见面。而这位白云生，恰好在南京军政部储备司任司长，是国民党军方的重要成员。
通过进一步调查，特科又挖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原来在南昌起义期间，白鑫有个在国民党任职的表亲，也参加了起义。但在起义军南下到海陆丰地区时，这名表亲企图临阵脱逃。按照军纪，彭湃当即下令将其处决。这件事成了白鑫心中难以化解的结。
在上海潜伏期间，白鑫借职务之便，逐步掌握了大量组织机密。就在彭湃等人被捕的前一周，他曾多次与范争波在法租界一家名为＂春江茶馆＂的地方秘密会面。每次谈话都长达数小时，而且总是选在傍晚人多眼杂的时候。
特科通过在茶馆当伙计的一名地下党员得知，白鑫在与范争波的谈话中，不仅透露了大量组织机密，还开出了一张天价清单：只要能帮他策划这次行动，他就要求获得一笔巨额奖金和一个前往意大利的机会。
为了验证这些情报的真实性，杨登瀛以国民党情报机构的身份，主动接近了白鑫。在一次谈话中，白鑫甚至向他炫耀说：＂这次行动可是一箭三雕：既除掉了彭湃这个老仇人，又获得了丰厚报酬，还能远走他乡享清福。＂
特科的调查结果很快呈送到了周恩来案头。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浮出水面：白鑫不仅出卖了彭湃等同志，而且已经在筹划更大规模的破坏活动。他打算在前往意大利之前，将掌握的所有情报和组织机密悉数转交给敌人...
三、特科秘密行动
1929年9月中旬的上海，正值盛夏末尾。在法租界四川路一家名为＂康泰医院＂的小型医疗机构里，一场精心设计的秘密行动正在展开。这家医院表面上是一位名叫柯麟的医生开设的私人诊所，实际上却是中央特科的一处重要据点。
柯麟医生早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在白鑫刚到上海时，曾多次为其诊治。但白鑫并不知道，这位看似普通的医生，实际上是特科安插在上海滩的一名重要地下工作者。在得知白鑫叛变的消息后，陈赓立即找到柯麟，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
同一时期，特科在上海滩还有另一个身份：一支名为＂东方影业＂的电影剧组。这个剧组总是在上海各处取景拍摄，而且经常在深夜工作。剧组成员看似散漫，却各个身怀绝技。他们都是特科红队的精锐成员，以拍摄电影为掩护，在上海滩进行着秘密监视任务。
在一次例行监视中，＂剧组＂的场记小张在跟踪白鑫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当天傍晚，白鑫的妻子匆匆走进一家邮局，投递了一封加急电报。通过特科在邮局的关系人员，很快获知了这封电报的内容：白鑫已经和意大利领事馆取得联系，准备以商务考察的名义获取签证。
就在特科部署行动计划时，一份意外搜获的密函为整个事件又添一笔关键证据。这是一份被红队成员从白鑫住处附近垃圾箱里发现的烧毁未尽的文件。经过特科技术人员的细致修复，竟然发现这是一份详细记录了党组织在上海、南京等地秘密据点的清单。
为了进一步确认白鑫的动向，特科在康泰医院周围部署了一个精密的监控网。柯麟医生每天准时开诊，装作对白鑫的＂被捕＂一事并不知情。果然，身患疟疾的白鑫很快就坐不住了。9月底的一天，他派了一个随从到医院来，要求柯麟上门诊治。
柯麟按照特科的指示，在前往为白鑫诊疗时，仔细观察了其住处的环境。白鑫此时躲在法租界一栋三层楼房的顶层，楼下还住着范争波兄弟。每个出入口都有两名荷枪实弹的保镖把守，情形十分戒备。
特科根据掌握的情报，立即在白鑫住所对面的一栋建筑内设立了秘密观察点。＂东方影业＂的剧组也搬到了附近，名正言顺地架起了摄影机，实则借机监视着白鑫住所的一举一动。
一天深夜，特科的电台突然收到了一份来自南京的密电。这份电文证实，白鑫不仅出卖了上海的同志，还准备将长江流域的地下组织情报一并转交给敌人。形势万分紧急，周恩来当即下达了对白鑫的处决命令...
四、生死追击
1929年11月10日深夜，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一带笼罩在浓重的秋雾中。杨登瀛从白鑫住处出来后，立即通过秘密渠道向陈赓传递了一个重要消息：白鑫已经获得意大利签证，准备于次日晚间乘船离境。
这个消息让特科的行动计划被迫提前。当晚，陈赓召集红队骨干，在法租界一处安全屋内召开了最后一次行动部署会。根据杨登瀛提供的情报，白鑫计划从住所的后门上车，直接前往码头。为避免打草惊蛇，范争波还特意安排车辆停在后门50米开外的拐角处。
陈赓根据现场环境，将红队队员分成三组：第一组埋伏在白鑫住所前后门，第二组守在汽车预定停靠点，第三组则在通往码头的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为确保万无一失，特科还在附近租下了一间铺面，打通了另一条巷子作为撤退通道。
11月11日傍晚，暮色渐沉。几名身着便服的红队队员装扮成路边小贩，在白鑫住所周围的街角散布开来。＂东方影业＂的拍摄设备也早已就位，几盏大功率的照明灯正对着后门方向。
晚上十点半，第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来，在预定地点熄火停下。十分钟后，第二辆车也到达现场。范争波的两个随从开始往车上搬运行李。特科的暗哨立即通过约定的手势，向各个埋伏点传递信号。
十一点整，后门终于打开。范争波兄弟带着七名荷枪实弹的保镖，将白鑫团团围在中间，快步向停车处移动。就在此时，＂东方影业＂的照明灯突然大亮，将整个后巷照得如同白昼。
早已准备就绪的红队队员从四面八方冲出，大声呼喊着＂叛徒休走＂。枪声在寂静的夜空中骤然炸响。第一轮交火中，范争波的保镖纷纷中弹倒地。白鑫抓住混乱之际，转身就往71号方向狂奔。
两名红队队员紧追不舍。在这生死追击中，白鑫一边逃跑一边回头射击。经过短暂的追逐战后，当白鑫跑到71号门前时，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夜空。白鑫应声倒地，额头中弹，当场毙命。
整个行动仅用了不到五分钟就宣告结束。红队队员在确认白鑫身份后，迅速通过预先设置的撤退路线安全撤离。而此时的法租界巡捕房，收到枪击报案后才姗姗来迟。当他们赶到现场时，只看到了地上的几具尸体和弥漫的硝烟...
五、历史的警示
白鑫被处决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上海滩。第二天，十多家中外报纸都对这起枪击事件进行了详细报道。英文《字林西报》以＂共产党特务机关夜袭叛徒＂为标题，刊登了一篇长篇报道。而法租界的《新闻报》则以＂霞飞路血案真相＂为题，对事件进行了连续三天的追踪报道。
这次行动在上海滩引起了巨大轰动。一时间，那些潜伏在上海的叛徒纷纷改变了住所，有的甚至连夜逃离上海。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也不得不加强了戒备，生怕成为下一个目标。
特科的威名由此远扬。就连当时在上海颇有势力的青帮头目杜月笙，在听说此事后也感叹道：＂这些红色特工，行事之果断，手段之精准，实在令人敬畏。＂
然而，这次事件也给组织敲响了警钟。在白鑫的住所，特科人员搜获了一份重要文件。这是一份详细记录党内各级机关和重要领导人情况的清单。如此机密的资料，竟然被一个叛徒轻易掌握，这暴露出当时党的保密工作存在严重漏洞。
周恩来在事后的总结中专门提到：要警惕那些表面上革命意志坚定，实际上却背叛革命的两面派。白鑫就是一个典型。他不仅在南昌起义时表现突出，后来还在海陆丰地区与农民起义军并肩作战，很难让人想到他会在关键时刻叛变投敌。
特科从这次行动中也总结出宝贵经验。他们发现，叛徒往往比外部敌人更危险。因为叛徒熟悉组织内部情况，了解人员构成和工作方式，一旦叛变，造成的危害往往比敌人的直接打击更大。正如陈赓后来所说：＂敌人的破坏只会伤及肢体，叛徒的出卖却直接伤及要害。＂
这场发生在旧上海的生死较量，成为了一堂深刻的历史教训。在革命队伍中，既要提防外部敌人的进攻，更要警惕内部叛徒的背叛。白鑫案件之后，党中央加强了对干部的考察和管理，完善了保密制度，建立了更严密的安全防范机制。
直到今天，在上海市档案馆里还保存着当年的相关档案。那些泛黄的报纸、密密麻麻的电文、各色各样的调查报告，无声地诉说着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而在霞飞路（今复兴中路）的71号门前，依然能看到当年枪战留下的弹痕，见证着那个风雨如晦年代里的惊天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