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杨玲曾在《先秦法家在秦汉时期的发展与流变》一书中，借助《吕氏春秋》的观点，给出了中华文明这样的总结概况：作为个体的力量非常有限，但汇聚成群体的人却能够“服狡虫、制禽兽”，因为他们可以凝聚个体力量，实现团体协作，汇溪流成江海。在这样一个由弱小而强大的过程中，君主和君主原则便产生了。

设立君主和实现君主原则，这是治理国家这个复杂的政治工程中最关键的一步，也是《吕氏春秋》洋洋洒洒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论述的大前提：“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

也正是因为有了对群体文化以及君主制度的高度认同，促使了中华文明“定为一尊”思想的成形及不断发展，身处诸侯国并立的春秋时期的孔子，便也不落窠臼地喊出了：“天上只有一个太阳，人世间不能有两个君王”这样的口号；孔子的好学生曾子在《大学》中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了历代统治者和读书人的毕生追求。

由此可见，中华文明对于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是较为排斥的，它渴求的是“万花丛中一点红”般的醒目卓然，反对赤橙红黄青蓝紫一般的眼花缭乱。之所以呈现这般视觉喜好，与中华文明一早奠定的群体文化和君主原则是分不开的。

也正是因为有了“定为一尊”的格调和倾向，促生了战国末期秦国一统天下的喝彩，也促使了自此之后封建集权制度的不断加码以及君主专制制度的不断攀登，最终“不负众望”地于末代封建王朝时期达到了巅峰。

历经几千年的熏陶和镌刻，中华文明“定为一尊”的最高追求已深深刻入到了中华民族的骨子里、内心深处，乃至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国人打开世界地图，看到东方大国的幅员辽阔，内心深处涌上了舒坦，嘴里念叨着“大帝、乌拉”；而看到西欧诸国的支离破碎，便眉头紧蹙、脱口而出：为何没有一个大帝统一欧洲？

值得肯定的是，中华文明“定为一尊”文化在促成了庞大版图、民族大融合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有力地壮大了中华民族实力，避免了被北方少数民族亡国灭种。但另一方面，“定位一尊”文化的成形及固化，也让我们失去了很多东西，比如：它丢掉了“玉米”。

很显然，不论是明面上的儒家思想，还是遁入幕后的法家思想，他们在谁是“一尊”、谁是正统方面是毫不含糊的。孔子“郁郁文乎，吾从周”，认为周礼是治国的不二选择，是“正统”；韩非子则认为君主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他与下属官僚、底层百姓必须形成“势”的差异，强调官员、百姓必须对君主无条件服从。

在此多说一句，中华文明之所以强大，之所以吸引人，一个很大原因便在于它文字的精妙。为了洞察中华文明的真实内涵，需要掀开华丽文字的外衣进行翻译。我对儒家和法家“正统”的翻译为：

摘桃是猴子的上乘正统，掰玉米则没出息。

以小故事为例则是这样叙述：

某一年，花果山风不调雨不顺，瓜果皆无，树木干枯。猴子猴孙们吵吵嚷嚷地要吃东西填饱肚子。猴王登高看了看，发现临山上有几颗烂桃树，于是召集猴子猴孙们，说只要大家去临山上摘回了桃子，解决了众猴的温饱问题，就能晋升爵位，富贵荣华不是梦。当然爵位的高低要依据摘桃的数量和质量确定。

猴子猴孙们一听，纷纷朝着临山奔涌而去，即便有不少猴子跌落在了两山之间的深潭中喂了鳄鱼，但因为猴王的考核机制是“摘桃子”，故而仍旧吸引了众多猴子奋不顾身。

但其中有一只小猴子却没有盲从猴王的命令，而是将目光看向了山下，发现山下一片金黄，原来是玉米地里的玉米都成熟了，于是兴奋地朝着玉米地里奔了过去。

等到现场考核的时候，猴子猴孙们都摆出了自己的劳动成果，等着猴王的嘉奖。由于临山上的烂桃树本就不多，而采摘的猴子太多，故而大家手中的桃子数量屈指可数，并且质量都不算上乘。

反观摘玉米的小猴子则收获满满，整整一大箩筐玉米，并且玉米个个饱满金黄，透着诱人的香气。

可是猴王的评价却让人大跌眼镜：他重重赏了相对来说摘桃子最多的猴子，却对摘玉米的小猴子一顿斥责，认为它胡乱操作，不听从指令，并重申：摘桃子才是上乘的“正统”大道，掰玉米是下乘的小术，没出息的表现。

这与孔子的言论何其相似，中华文明的代言人孔子认为：读书致仕是读书人的正统，而从事其他行业则没有出息，故而主张知识分子从政，但斥责“学稼”、“学为圃”的学生樊迟为没有出息的小人。这显然是中华文明“定为一尊”文化的使然，更是君主专制以及树立人治权威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