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第一次随蒋来西安，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是同一天，他们在西北欢庆，中央红军痛别苏区

1934年10月~11月间，宋美龄随蒋介石视察了中国的大西北，第一次来古都西安。此行，蒋介石突然远赴西北视察，自有他的用意。

一是蒋认定对红军的‘围剿’大业已完成，胜利在望，有些飘飘然，决定下庐山去华北、西北转一转，争取更多的人同情他发动反共战争，以缓和对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二是继续推行并扩大他的新生活运动。三是他听取了私人顾问端纳的建议，尽可能到全国各地视察，以便了解人们在想些什么。

蒋介石一行在西安待了6天（11日~17日），检阅了部队，会见了地方长官，宋美龄为推广“新生活运动”忙碌，她还召集西安高级官员的太太们开会，在座的无不赞叹蒋委员长及夫人的才智和风度。

离开西安，宋美龄随蒋再西行到了兰州、银川，每到一处都受到军民热烈欢迎，西北民众对留洋的第一夫人尤有兴致。离开银川，他们又返回西安，接着，又巡视了洛阳、开封、济南、北平、太原。顺道，蒋夫妇到太原附近孔祥熙的老家太谷县进行访问。

这时，蒋接到南昌的情报，知道工农红军西移，他急须赴南昌部署“追剿”事宜，宋美龄与蒋遂在太原分手，宋美龄同孔祥熙、端纳返回南京。

历史是如此的神奇，它始终是偶然性和必然性互相交织。

两年后，毛主席率领中国红军经过25000里长征来到陕北，中国历史却因一件大事在这里拐了一个弯。

两年后，临潼捉蒋，大幕拉开，如何收场？

1936年12月11日，“兵谏”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这是一件宏大、紧张、斗智斗勇的血腥事件，用简短的文字难以描述事件的过程，这里简要写一下张杨军队的部署，从中可窥一斑。

张、杨最后商定的分工是：东北军负责临潼“请”蒋，封锁西安至临潼的交通，驻兰州的东北军解除驻扎在那里的中央军武装，并控制停在兰州机场上的所有飞机。十七路军负责扣押在西安的所有南京军政要员，解除西安城内蒋介石嫡系部队、警察和宪兵的武装，并负责关闭西安机场，控制住所有飞机。

临潼“请”蒋并不顺利，据执行任务的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回忆：“当时派出的卫队营队伍100多人，…蒋的侍卫住在院内的约有30人，院外的约有70人，蒋的卫队进行了激烈的抵抗。”

与此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也打响了西安城内的战斗。主要任务有三个方面：一是扣留在西京招待所的国民党中央军政要员十余人，连同他们的家属、随员、卫士共五六十人。二是解除驻扎在西安城内的中央军、宪、警、特的部队和机关的武装，约七八千人。三是扣留停在西郊飞机场上的五十架战斗机和空军人员。

因为是出其不意，从凌晨四时开始到清晨七点半以前，西安的战斗任务，胜利完成。

12日上午，“扣蒋”任务完成后，张、杨通电全国，陈述了“兵谏”的动因和目的是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并提出了八项救国主张。

至此，大幕拉开，陕北红军严阵以待，南京空军欲轰炸西安救蒋，西安张、杨受到万人讨伐。

我们从影视剧中已经了解大致经过，我只从宋美龄的角度试着写一下这位39岁的蒋夫人如何展现她的聪明才智。

端纳第一次赴西安，带着宋美龄的亲笔信

端纳是谁？

端纳（1875~1946） 澳大利亚人，1903年，端纳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端纳定居北京15年，亲眼目睹甚至亲身参与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第一件大事，端纳披露了日本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的内幕，这件事让他初露锋芒。

另一件大事，是1916年端纳力劝袁世凯退位。

在这15年中，端纳历经袁世凯沉浮、军阀混战以及北方政府倒台、蒋介石崛起的过程。端纳在各种政治势力中纵横捭阖，完成了从职业记者到政客的过度，他先后投奔张人俊、孙中山、张作霖，充当他们的私人顾问。1928年，端纳成为张学良的私人顾问，他抵达沈阳不到10天，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

《端纳在中国》一书中写道：

虽然端纳认为他是个好领导，不过他也意识到张还年轻，常常感情冲动…于是设法改变这种情况就成了端纳要做的事。

1934年1月，端纳陪同辞职的张学良从欧洲巡游回到上海，面见蒋介石。端纳又多次向蒋宋陈述大量中国的顽疾，谈了他对治理中国的看法。他的意见得到了蒋宋夫妇的重视，尤其是与蒋宋正推行的“新生活运动”有很多契合之处。

蒋氏夫妇唯一一次大西北之行，就是由端纳提议并陪同出行的。这次视察之后，端纳离开了张学良，正式担任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顾问。

这样的身份和经历，使端纳成为西安事变发生后第一个也是最合适的赴西安人选。

1936年12月12日晚，西安事变后，端纳与宋美龄、孔祥熙一同从上海赶回南京。端纳不相信张学良会搞兵变，也不相信蒋介石死了，他决定立即赶赴西安弄清真相。

13日晨8时前，宋美龄“电张学良，告以端纳拟即日飞西安，端纳亦同时去电，盼其即复”。

他们没有等到张学良的即时复电，为节省时间计，端纳决定于午后先飞洛阳，宋美龄恐端纳需要译员，派黄仁霖随行。14日，端纳与黄仁霖从洛阳飞赴西安，这真需要大智大勇，黄仁霖在洛阳看到紧张局势，写下了遗书。他在西安见到蒋后即被扣留，12天后与蒋、宋一同飞离西安。

此时，西安与外界交通、电报中断，各种谣言四起，南京的主战派和主和派吵成一锅粥，宋美龄力阻武力解决，一边不惜失态与主战派辩论，一边翘首以待端纳传来只言片语。

15日，端纳自西安飞抵洛阳，给宋美龄打长途电话，令宋美龄“惊喜欲狂”。大意是蒋未受苛待，惟怒气未消，张学良决无伤害委员长之意，并告知请孔祥熙来陕商谈。

此时，孔部长为代理行政院长，在南京坐阵稳定局面并支持宋美龄（无军职）的主张，宋美龄告知端纳，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之，并表示她欲飞陕的想法。

16日晚，端纳抵西安后致电宋美龄，“或有其他办法”“避免武力以求和平解决，又微露一线光芒”。

这个“一线光芒”就是蒋介石从宁死不受挟持，写信命令中央政府军队向西安进攻，三日之内，如果蒋不回南京，踏过他的尸体也在所不惜（传信人黄仁霖被扣），几天后，蒋介石派蒋鼎文前往南京传达暂停轰炸的旨意，这中间的变化，应该是有端纳的原因。

但三日后，讨逆总司令何应钦急电前方继续轰炸，宋美龄又力争再延三日，她想和宋子文一同飞陕，在众人阻挡下，20日，宋子文只身飞到西安。

宋子文飞赴西安，一天后，急忙返回南京

对于宋子文此行的表现，周恩来专门给中共中央写过一份报告，他说:“甲、宋子文来，南京多方阻难，对其他抗日中委不限制其自由，惧他们来西北创新局面。乙、宋对义举同情，对我们表示好意，但不敢见我，又不敢表示态度，恐宁方知后扣留他。丙、宋认目前外方尚无响应，不便出头，须推延内战，坚持日久必有变化。丁、宋与蒋谈未得结果。故宋今午走，拟带宋美龄再来，以和缓内战，促南京及黄埔分化。”

可见，宋子文不敢见中共代表，怕被何应钦主战派抓住把柄。

宋子文经过面见蒋、张、杨，派郭增恺面见周公之后，他不再犹豫不决，而是更坚定了和平谈判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

21日，宋子文回到南京，他作出了三项决定：“一、应该准许蒋夫人到西安来照顾委员长，并改变他宿命论的态度。二、戴雨农代表黄埔精英，应到西安亲自了解情况。三、鉴于可能提出军事问题，应有一位将军到西安来。”

之所以提出让蒋夫人来西安，是因为宋子文发现蒋介石的态度非常强硬，除非宋美龄来劝方才能缓和。

让戴笠来西安，是因为黄埔军校方面群情激愤，他们一心想救校长。

宋子文的决定得到了宋美龄、孔祥熙、端纳的支持，22日，宋美龄偕同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等冒险飞赴西安。

“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蒋说完，潸然泪下

22日，宋美龄刚下飞机，忧心忡忡，这是她第二次来到西安，与第一次的风光无两形成鲜明的对比。

怎么能不忧心呢？

很多事情无法预料，双方军事上的部署仍在紧张地进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据宋子文日记中说，他从蔡鼎文处得到消息说南京军队部署可在26日完成，25日之前要走活这盘死棋，压力可想而知。

另外，虽然端纳、宋子文安全出入西安，宋美龄毕竟身份不同，会不会也被扣为人质？谁也无法保证。

飞机临降西安时，宋美龄突然“出手枪授端纳，坚请彼如遇军队哗噪无法控制时，即以此杀我，万勿迟疑”。

宋美龄回忆说：“机方止，张学良登机来迎，其状憔悴，局促有愧色。余仍然以常态与之寒暄。”

宋告少帅，请他命令士兵勿搜查她的行李，少帅答：“夫人何言，余安敢出此！”宋美龄与张学良、于凤至夫妇本为旧识，少帅对宋颇为尊重，立刻让她面见蒋。

蒋介石见到夫人，简直不敢相信，他惊呼道：“余妻真来邪？君入虎穴矣！”，说完，频频摇头，泪潸潸下。

蒋对夫人说：“此事症结所在，仍在共党，周恩来托张要来见我，我坚拒来见。”

想想看，蒋介石剿共已有10年，对剿共都魔怔了，眼看胜利近在咫尺，却被自己最信任的手下所扣，权威、颜面尽失，此时又“以女子护卫男人”，那个屈辱、愤怒、狼狈到死也不会释怀。

宋美龄告诉蒋外面种种情况，并劝蒋“不要轻言殉国”“先设法脱离此间，再言其他”。一句话：就是活着最重要。宋美龄改变了蒋介石“宿命论”的态度。

宋美龄以她对张学良的了解，又能拿捏蒋介石的脾气，她的到来确实为打开谈判僵局提供了一把钥匙。

23日，宋美龄和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三方谈判，从协议看都做出了让步，最重要的一条是蒋答应不再剿共，联合抗日。

随后，经宋美龄引见，周公与蒋进行了简短面谈。当晚，周恩来电询中央：“在宋子文、宋美龄担保下，蒋如下令停战撤退，允许回南京后实行我们提出的六项，是否可以放蒋回京，我认为是可以的。张、杨都急望此事速成。”

如何保证蒋回南京后不反悔？因为蒋未在协议上签字，对此，西安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了激烈争辩，杨认为“什么也没得到就放蒋，他一定会把我们砍头”，张学良担心再这么下去，怕控制不住局面，保不了蒋的安全，他主张立即送蒋回京。

周恩来在当天致中央电文中提到了蒋临行时说的一番话，他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至于张学良欲送蒋回南京，这不顾一切的冲动之举，正应了端纳对他的认识“年轻，易冲动”。同时，此举与宋美龄对他施加的影响关系也很大。她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写了她与张学良的交谈，偶尔血脉压制，偶尔打感情牌。

不管怎样，宋美龄的到来，“死结”解开了。

张学良送蒋返京后，立即被软禁，远在西安的东北军失去了领导和主心骨。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的局面面临着危机。最让人揪心的是，东北军内部在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导致“二二事件”的爆发。

毛主席事后对张学良送蒋回京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回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

毛主席在西安事变半月内及事变善后工作中，不知熬过多少个日夜，他的见解更为深远和独到。

27日夜，张学良给杨虎城写了一封信，第一句：“京中空气甚不良…”。蒋、宋在扣张一事上有冲突，这是后话不提。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的调停作用也是任何人不可替代的，“讨伐”和“谈判”一文一武固然重要，她对张学良的说服和对蒋介石的安慰也有同样的份量。

宋美龄在回忆录中把此事比喻成盖房子，她写道：“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

不论蒋做多少坏事，当下的蒋介石停止剿共，联手抗日是我中华民族之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