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陈达邦，可能很多国人都没啥印象，但要说到他的妻子赵一曼，那可是大名鼎鼎的抗日女英雄，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936年那会儿，赵一曼被日本鬼子抓住后给害了。可那时候，她老公和孩子压根儿不知道她已经走了。时间一晃，到了1950年，拍了个叫《赵一曼》的电影，这时候父子俩才知道，原来那位了不起的女英雄，竟然就是他们自家的亲人。

赵一曼老家在四川，小时候她叫李淑宁。后来她跑到苏联去留学，就给自己改了名字叫李一超。在苏联的时候，她碰到了一个叫陈达邦的人，这人是黄浦军校第六期的毕业生，俩人看对眼了，就成了夫妻。不过，他们的好日子没过多久，李一超接到共产国际的任务，得回中国搞革命，于是她就用了个新名字，赵一曼，开始在国内活动。

在宜昌，赵掖贤这个独生子来到了这个世界。回国计划还没实施前，她和丈夫就已经决定好了，等孩子一出生，就送他到重庆，交给陈达邦的亲哥哥陈岳云，让陈岳云帮忙抚养。不过呢，从那以后，这对母子就再也没能相见。

1936年那会儿，赵一曼被抓了起来，没多久就被处决了。在要被处决前，她留下了一封遗书，里头写着希望她的儿子等长大了，能记得他妈妈是为了咱们国家和民族的自由，才献出了生命。

转眼间，时间溜达到了1950年。经过一系列的曲折查找，组织终于确认，在北京工学院教书的那个陈掖贤，其实就是赵一曼的儿子。这一年对陈掖贤来说，简直是五味杂陈。他那个从未谋面的老爸从苏联回来了，可紧接着，他又得知了老妈牺牲的消息。这消息让他这个本来性格就有点内向孤僻的人，心里头又是惊讶又是高兴，但更多的是悲伤。组织上给他送来了烈士的抚恤金和一张荣誉证书，但陈掖贤没要那笔钱，他把证书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这证书是老妈用生命换来的，他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好好报效祖国，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

没过多久，陈掖贤的老爸陈邦达也来到了北京，开始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上班，他当上了综合科的科长，主要任务就是管人民币的印刷。

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咱们国家还没法自己印钞票，得靠苏联的印刷厂帮忙。这样一来，就得找些既会俄语又懂印刷的行家，陈邦达就是这样一个人才。从审核、设计到定稿，再到和苏联那边沟通，啥事儿都得他经手。这份差事让这位老党员重新燃起了当年的那股子激情，干起活来特别上心。不过，他和他儿子陈掖贤因为快三十年没见了，关系挺生疏的。再加上陈邦达后来又成了家，所以父子俩平时走动得也不勤。

陈掖贤虽然是个老师，每个月工资挺不错，但他不太会持家，所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经常钱不够花。到了1958年，又因为那时候的运动，他被派到农场去了两年，刚建的小家也散了。不过还好，没多久他就因为是烈士的后代被恢复了名誉，又回到了学校教书。这次的事儿，多亏了陈邦达多次帮忙说话，儿子才得以平反。这样一来，他们父子的关系也慢慢变好了，两人开始频繁地来往。

到了1966年，轮到陈邦达面对一场大风暴了。运动一开始，陈邦达就栽了跟头。他之前在苏联留学的那段经历，现在成了被人攻击的污点。因为他是那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所以被扣上了王明留在国内的心腹、苏联修正主义特务的帽子。人们说他跟苏联人勾结，改了人民币上的字和图案，想用这种办法煽动老百姓，心里还憋着叛国投敌的坏主意。

这些沉重的罪名往头上一压，陈邦达感到了死神在逼近。接连不断的斗争会，把他的生命一点点耗尽。在快不行的时候，他把儿子叫到跟前，跟他说，我这辈子一心向着党，向着人民，你得相信老爸的政治态度和为人。他们说我私自改了人民币的图和字，那全是瞎扯。我只是个小小的科长，没有上面的命令，我哪敢乱动。现在我被人冤枉，是因为有小人在背后使坏。真相总会大白，你得做个跟你妈一样坚强的党员。

陈邦达离世后，陈掖贤拼尽全力为老爹申诉冤屈。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替一个被认为是苏联特务的人叫屈，可是要惹上大麻烦的。因此，他被扔进了牛棚，接着又被打发到其他地方，从此再也没能踏进北京城一步。这期间，老婆也跟他离了，俩闺女也被留在了四川，好多年都没再见上一面。这事儿让陈掖贤心里头特别不是滋味儿。后来，三中全会一开，文革那会儿的冤案开始一件件被翻出来，陈掖贤又琢磨着给组织写信，想让组织给他和他老爹恢复名誉，可那些信都像是扔进了大海，连个泡儿都没冒。到了1982年，陈掖贤左等右等等不来平反的消息，最后在家里头用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这一辈子，过得是真不容易，这么一去，也算是解脱了，只可惜，到死也没能等到冤屈昭雪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