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16日，时任苏联驻英国全权大使伊万·迈斯基拜访了当时的果人驻英国特命全权大使郭泰祺，他注意到郭泰祺“心情不好”，因为“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河北省，包括北平和天津，意图攫取察哈尔和绥远，并计划将影响力扩大到黄河”，最关键的是“没有人着手阻止他们”。

我们在教科书上学过这段历史，当时红军在长征，但还是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也就是“八一宣言”；果人们则联名发布严禁排日运动命令，还签署了屈辱的《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令人齿寒。

伊万·迈斯基发现，“南京束手无策，甚至不敢向国际联盟或《九国公约》成员国提出上诉，以免进一步激怒日本”，郭泰祺虽然“拜访了范西塔特（时任英国外交部常务次长），并在南京的指示下告知了中国的情况。此外，他主动提请范西塔特注意日本违反了《九国公约》”，但“范西塔特没有作出承诺，只是强调英国政府将于7月下旬或8月初派财务顾问李滋罗斯到中国审查情况，并制定对中财政和经济援助的措施”。

范西塔特的答复显然令郭泰祺失望，因为根本就没有表态，而且太官方；就这郭泰祺还怀疑“如果日本反对，英国人是否会真的提供这些援助”，这心态跟南京方面一致，真是好可怜。

美国是否能指望呢？伊万·迈斯基发现他们“只是‘观察到’在中国北方地区发生的事件”，好一个轻描淡写啊！

这些内容出自伊万·迈斯基从1932年开始担任苏联驻英国全权大使期间在伦敦写下一批珍贵日记，经过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研究员、俄罗斯国立大学荣誉博士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的选编、作注，成为了笔者眼前的这本《伦敦日记》中文版。

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在这则日记后面补充了很多时代背景，让我们更能了解当时外国的态度。

早在1935年1月日军制造“察东事件”前后，日本政府就曾警告英国，“它无法容忍自己以外的国家干涉中国事务”，这说明日本已把中国当成了它的地盘，同时日本人还提出了一份改善英日两国经济关系的提案作为“胡萝卜”，让英国人吃点甜头。

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内维尔·张伯伦要求跟日本达成协议，因为这样做对英国有利，捞一笔是一笔；但英国外交部认为这是日本人设下的陷阱，可能会引发中国人对英国的强烈不满，更严重的是对英国不利。

伊万·迈斯基纪录了英国方面的细节，可以看出“英国的政策仍在摇摆：要么与日本联合起来对抗中国，要么单方面向中国提供贷款以对抗日本”，但在此期间，中国和中国人一直在遭受日本人的欺辱。

1935年6月，塞缪尔·霍尔担任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他跟张伯伦一样主张绥靖主义，上任后就表示：“难道我们不该考虑在中国采取更多积极政策的可能性吗？假如这样一份协议：我们应该接受日本在中国北方地区占优势这一明显的事实，从而巩固我们在南方的地位……难道没有办法既与日本人就势力范围达成协议，又让我们保有一些讨价还价的筹码吗？”

塞缪尔·霍尔完全从英国的角度出发，幻想着自己可以跟日本一起欺负中国，同时还做着在中日间继续两边占便宜的美梦，这一想法没有得到英国外交部的认同。

更过分的是，塞缪尔·霍尔还不反对张伯伦在1935年7月制定的计划，可谓恶毒至极：“以伪满洲国对税收为担保向中国提供贷款”，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不仅意味着英国承认伪满洲国，中国也得被迫承认这一事实。

这种想法在英国政坛都是少数派，时任政务次官的斯坦霍普勋爵就声称自己“一点儿也不相信任何中国政治家，但是无论他们有多腐败，都不敢在一份承认伪满洲国的文件上签字”，说明英国人对中国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坚决态度是心知肚明的。

但塞缪尔·霍尔选择忽略同僚的意见，积极支持张伯伦的计划，最终当然是一无所获的，因为中日都不可能同意：伪满洲国的“伪”字说明一切，贷款给中国则意味着反抗日本的力量加强。

《伦敦日记》中文版特别收录中国相关内容，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添加特别按语，以揭示中国在苏联等国制定对外政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这是我们之前未曾接触过的资料，确实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