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敌我双方的斗争除了在正面战场的较量之外，自然也少不了彼此在暗处的角逐。而相较于正面战场上的明刀明枪，暗处的较量则更加凶险，因为一旦事有不密泄露，往往潜伏的同志轻则会身陷囹圄，重则会身死名灭。

在我党的地下队伍中有不少的传奇人物，一如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同志，他的履历同样传奇。

他潜伏敌营15年，从东北军到国民党，再从汪伪政府到军统。

有趣的是此间他还因为表现优异屡被擢升，逐渐身居高位，以致于联系他的上线都不敢擅自安排他的工作，让他和部长联络。而在得知他的担忧之后，部长更是嘱咐他不要担忧，大胆往上爬。

他就是李时雨。

李时雨，1908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的一户大地主家庭。优渥的家庭环境，让他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然而，动荡的时局也让他见惯了兵荒马乱之下百姓的食不果腹、民不聊生，在其内心也更是萌生了改变这种困顿局面的想法。

1930年，22岁的李时雨考入了北京大学法学院。

众所周知，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有着浓厚的革命氛围，而在这里他也受到了地下党员林枫的影响，一步步的接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次年正式加入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党员。

也正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身为统帅的张学良，丢下东北三省百姓仓皇而逃。而为了能够打探张学良的进一步举动，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张甲洲找到李时雨希望他能够打入东北军内部。

这也让李时雨开启了光辉的潜伏生涯。之所以找到李时雨，无非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东北人，同时出身上也不容易被怀疑。就这样李时雨找到了同乡好友张学孟，此时的张学孟担任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

有了同乡好友的举荐，又是北大的高材生，李时雨随即被委以中尉军衔担任西北“剿总”第四处的办事员（此时的张学良已经被委任为西北剿总副司令）。在此期间，李时雨充分利用乡党关系不断拉拢宣传抗日，扩大抗日民族和统一战线的共识。

1936年双十二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前来督战“剿共”的蒋介石，之后事变的和平解决，也促使全面统一抗日战线的形成。

而东北军也随着张学良的被软禁逐渐四分五裂，李时雨也完成了在东北军的潜伏任务。随即被委派到天津地区从事地下情报工作，负责和他联系的上线是时任中共地下天津市委委员何松亭。

这一时期，国内局势斗转直下。李时雨却凭借着北大法学院的金字招牌，谋得了伪政府法院检察官的身份。

说句题外话，还是得好好学习啊。而有了这层身份加持，外加超高情商善于与一众人员打成一片，李时雨很快便在法院站稳脚跟，他搜集的情报也得以不断的传给党组织。期间，他还自学电台知识利用关系购买了电台制造的相关元器件并制造了电台，且经由日伪高等法院院长菲尔特的车运到北平；另外共产党员冯骥也是赖其营救得以脱险。

1939年8月，汪精卫公开投敌，并着手筹建伪政府。

要筹建伪政府，便至少要在名义上“名正言顺”，于是汪精卫便意图召开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可是这汉奸的骂名自然鲜有人愿意背，而代表人数自然也要达到足数，就这样李时雨的机会来了。

在国民党元老朱晶华来到天津后，何松亭觉得李时雨可以利用朱晶华遴选代表的契机加入汪伪政府。如此一来，朱晶华和李时雨“相识”了，对于李时雨朱晶华自然满意，毕竟是老乡，还是北大的高材生。

李时雨则在“思考一夜”后，答应了朱晶华成为代表的请求。

有了这样“光辉的履历”，李时雨也得到汪精卫的重用，先是被任命为“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委”，后又擢升为汪伪立法院立法委员。

而在立法院，陈公博对李时雨那也是信赖有加，一些与日寇会面、讨论的内容也就这样被李时雨悄悄地传递给了党组织。

期间为了更加真实，李时雨的妻子地下党员孙静云也来到了南京。

对于自己的地位越来越高，李时雨也是如坐针毡，于是他便安排妻子找到了上线何松亭，何松亭对于坐火箭升职的李时雨也拿不定主义，便让孙静云又找到了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

许建国了解情况后，便做出了大胆往上爬，广泛打入的决定。

李时雨有了许建国的这番话，心里也就踏实多了，他利用自己身居多个要职将汪精卫的罪证传递给党组织，并对日伪的扫荡也是极其告知，让日军“扫无可扫”。

汪精卫死后，李时雨这样的干将又被周佛海看中，而这也让他在日本投降后摇身一变就成为军统一员。

期间，他又得到了戴笠的赏识，不过关于他曾经与我天津地下党有联络也被破获，但未让戴笠取信。而戴笠死后军统则将其逮捕，罪名自然是“通共”。可是李时雨一口咬定这不过是其内部倾轧，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就这样他也只能被判刑了事，到了1949年年初时他被组织营救取保释放。被营救后他又一次投入工作之中，潜伏上海搜罗情报，宣传政策，直到上海解放前夕他才转口香港回到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在党政军机关、统战部门继续工作。离休钱，还担任了佛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1999年12月28日，91岁的李时雨病逝，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