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校的男学员，除前面谈到的以外，还可以写一点有关他们的情况。他们中有些人令我感到长辈般的和蔼可亲，如马明方，如杨志成。

杨志成当时年龄其实不算太大，三十几岁，不过生得老相，被调皮的孙维世叫成"老太爷"，从此"老太爷"就成了他的绰号。"老太爷"学习很用功，上课有时笔记记不太全，便把我的借去对照，而我的字写得极潦草，他有时看不清，便请其他几个同志，如刘亚楼、谭家述帮忙猜。"老太爷"从来精神抖擞、愉快、乐观，他的病似乎也不难治，总的印象他是一个对前途充满希望的人。不料这样一个人，在战时竟遭了大难。

后来，听许多学员说，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党校军事班杨志成等全体学员，加上汪名震、贺诚、李士英 、苏河清、苏丽华，以及袁牧之、冼星海（他们是中央派到苏联制作有关八路军的纪录片的）等人在林彪率领下赴蒙古，计划从蒙古进入中国，再回延安。不料蒋介石封锁了蒙古和中国之间的边界。这批人中只有李天佑和李士英成功地扮成蒙古牧民，骑马越过边界，回到了延安。林彪的行止则由中央公开向蒋介石通知，说明他是平型关一役中受伤而去苏联治疗的，并提起他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也就是蒋介石的学生，要求蒋介石允许他回国并提供交通工具。蒋介石居然准了，派飞机去接他。林彪只带了一个贺诚以他的私人医生的名义启程，到新疆后又以各种名义带了几个同志一同上路。

而在蒙古边界留下的同志却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妥善安排。共产国际虽然派了一名干部去处理善后事宜，但所带翻译小张（即曾秀夫）从中作梗，结果这名干部甚至没有和我们的同志晤面，许多人都没得到应有的安排。杨志成最苦，为了谋生，当过牧马人、仓库值夜班的，甚至乞讨。直到1945年德国投降后，他才辗转从中亚来到莫斯科。抵莫后他直奔高尔基街的"留克斯"（共产国际宿舍，共产国际这时虽然已解散，但许多外国政治侨民仍住在那里）。

那天我正好在家，楼下传达室来电话说，你们的一个中国人来了，你下来认认吧。我立即下楼，在传达室看到杨"老太爷"时大吃一惊，他已瘦得脱了相，身穿一件破烂的外套，靠在桌边，头抬不起来，趴在桌上。我知道他准是饿极了，要立即进食。而"留克斯"的规矩很严，不能随便放外人人内。我只好要他等着，我去取面包。待我下来，他又跑出去了。我立即上街去寻，总算找着，把他带回，立即同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共产国际解散后，在苏的政治侨民都归联共中央联络部管理）联系。这个单位还不错，马上安排杨志成住进"留克斯"，并解决他的供应和医疗问题。杨当初来苏时虽有病，但不太重，这时检查却发现增添了许多病症。于是我和孙维世就轮流陪他去医院看病，为他当翻译。当莫斯科和哈尔滨的联系打通后，他便于1946年1月动身回国，后来听说他是与李立三同志一道上路的。

杨"老太爷"来莫后，从中亚又陆续来了不少同志，如钟赤兵、谭家述、汪名震、袁牧之等人。他们虽穷困潦倒，但都比杨志成强一些，都住进"留克斯"，我们也都一一接待。

惟有冼星海，他是直接到苏联外文出版局的。这个单位有不少中国人做翻译，如李立三、张锡俦、陈昌浩等都是。恰巧那天我因事去外文出版局，见到冼星海。只见他一身是病，穿得褴褛不堪。他把外衣敞开给我看，衣服里子全破了。当时，李立三很热情地邀他回自己家去住。后来我和维世、特特去看他。这是我们第一次到李立三家。才知李立三根本没有房子，当时住在岳母家。一间20平方米的房间用书架隔成两边，一边是岳母和妻子李莎的嫂子、侄儿住，一边是李立三夫妇带着两岁的女儿英男住。李立三让冼星海睡在床上，他和李莎打地铺。我们过去总听别人说李立三如何如何不好，犯了许多错误，这时不禁对他有些改观。他们很热情，连两岁的女儿英男也喜欢中国人。她当时还不识字，但却会顺着拿中文书。别人把一本中文书倒着递给她，她接过后又顺过来了，大家称奇不已。那次我们造访后告辞出来，把三双套鞋都忘了，丢在他们家里。

后来联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把冼星海同志送进医院，他已病得很重。组织上还为他在"留克斯"要了一间房子。这房子是他从中亚带来的犹太夫人住了。我和维世去医院看冼时，冼告诉我们，这位夫人是一所少儿音乐学校的校长，她欣赏冼的天才，自愿嫁他。冼向她一再表明自己在国内有妻子，将来回国后要和中国妻子团聚。她却表示没有关系，情愿在苏联这段时间照顾他。来莫后，冼住进医院，而联络部却要为这位女士办许多事，如办户口，安排工作，办供给关系，等等。"留克斯"还有不少犹太人，他们彼此有联系，很团结，都给她帮忙。在碰到维世和我时，他们就指责我们不够关心"我们"的人（他们把这位冼夫人算成中国方面的人）。当时我们自己过着穷困的生活，她有时来借钱，我们没有，也得向同宿舍的伙伴借钱再给她。

我们住的是集体宿舍，一个大房间，里面住了六七个人，有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罗马利亚人、匈牙利人。其中一位西班牙妇女和我们很友好，她以替人织毛衣为生，借了钱给我们。那位犹太女士后来生活越过越好，独居一室，有很好的工作，冼星海去世后她还把持了冼的遗稿。冼星海眼见不能痊愈。我们去探视他时，他还满怀希望地向我们说，将来胜利了，要在中国的首都建一所白色大理石的音乐厅。在冬天一个凄冷阴沉的早晨，这位天才音乐家走了。苏联音乐界想为他出版遗稿，与那位遗孀交涉了一阵，结果如何我们就不知道了。

当初与冼星海同去苏联的电影界人士袁牧之也在中亚过了几年。回莫后，在"留克斯"住了一阵，后来平安回到哈尔滨。党校军事班的几个同志，如钟赤兵、谭家述、卢冬生以及汪名震、苏丽华、苏河清等陆续回到莫斯科，并先后回国。他们比杨志成的遭遇稍好一些，但也都穷困潦倒了几年。刘亚楼同志参加了苏军，在苏军对日宣战后在军中当过翻译。

前文说到过，党校的许多同志在结业后回到新疆迪化，本打算从那里回延安，结果除个别人外，都在迪化被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1945年后才获释回到延安。他们是马明方、杨之华 、方志纯、张子意、瞿独伊等同志。

七部、八部党校同志的遭遇使我深深认识到，我们这些个人只有同组织在一起才有可能生存、发展．才有可能发挥作用。再有一点就是，关于"苏联就是世界工人阶级的祖国"，这个说法有片面性。每个国家的人首先要在自己本国进行革命斗争，惟有把本国的事搞好，才算尽了国际主义义务。战前的苏联的确广泛进行了国际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对有色人种也毫无歧视之意。但毕竟，对外国人来说，那里是异国他乡，特别是在困难的战争时期，我们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颠沛流离的遭遇。当然，全体苏联人民也都在苦难之中，我们能与苏联人民共患难，也自然有一种特殊的亲切之情。我们的特殊遭遇也说明我们应该回到本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