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文坛巨星苏轼的《东坡志林》中，一段令人瞠目的文字将汉代名将卫青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厕见之，正其宜也。”这段惊世骇俗的评论，竟出自以豁达著称的苏东坡东坡居士之手。

他以“舐痔”（舔痔疮）比喻卫青谄媚汉武帝，甚至将汉武帝如厕时接见卫青的场景，解读为对“奴才”身份的羞辱。

如此刻薄的评价，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

卫青为何会被如此评价，我想有以下原因。

出身：从骑奴到将军的逆袭

卫青的崛起堪称草根逆袭的传奇。他本是平阳公主府中的骑奴，因姐姐卫子夫得宠入宫，才进入汉武帝的视野。这一“外戚上位”的标签，成为后世文人攻击的焦点。

苏轼直言卫青“不改奴仆之姿”，认为他“富贵皆因裙带”。然而，卫青初入军营时连战连败的汉军，却在他的改革下脱胎换骨：他首创骑兵奔袭战术，以“迂回包抄”“声东击西”的战略收复河套地区，七战匈奴无一败绩。这样的军事天才，却被文人轻蔑地归因为“天幸”。

武将的“道德困境”

在儒家价值观主导的宋朝，文人推崇“立德”高于“立功”。卫青虽战功赫赫，却被认为缺乏独立人格。

司马迁批评他“以和柔自媚於上”，司马光更将汉武帝的穷兵黩武与卫青绑定，称其是“亡秦之失”的帮凶。

苏轼则通过“汲黯对比论”强化这一观点：汲黯直言进谏是“社稷之臣”，卫青顺从君权则是“奴才”。

宋朝文人的集体焦虑

北宋积弱，文人群体对武将的忌惮深入骨髓。狄青因军功升迁却被诬“家犬生角”，最终忧愤而亡；

种师道解汴京之围后反遭贬斥——这种“抑武扬文”的政治生态，投射到历史评价中，便演变为对卫青的贬损。

苏轼的激烈言辞，实则是宋朝文人对自身“以文驭武”权力结构的维护。

《东坡志林》中的历史暗流

苏轼对卫青的抨击，绝非一时兴起的“键盘侠”行为。在《东坡志林》中，他借古讽今的意图昭然若揭：

对皇权的隐晦批判：将汉武帝刻画为“无道之君”，实为暗讽宋神宗重用王安石推行新法，导致朝堂动荡。

文人的“道德优越感”：苏轼以汲黯自比，塑造“直臣”形象，既是对自身政治失意的宣泄，也是对“武将威胁文官话语权”的警惕。

历史书写的权力博弈：宋代文人通过重构卫青的形象，将“武将必须依附文官道德体系”的观念植入历史叙事，以此巩固士大夫的政治地位。

剥开文人建构的层层迷雾，真实的卫青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军事革新者：他打破中原王朝对匈奴的被动防御，首创骑兵集群作战体系，被李靖、岳飞等后世名将奉为“战法革新第一人”。

政治智慧：位极人臣却谨守君臣之礼，面对李敢行刺选择隐忍，避免引发朝局动荡。

人格魅力：司马迁虽对其有偏见，仍承认他“仁善退让”，与士卒同甘共苦，赏赐尽分部下。

苏轼与卫青的“恩怨”，本质是两种文明逻辑的碰撞：

草原与中原的对抗：卫青的骑兵战术代表着农耕文明对游牧力量的首次系统性胜利，而宋朝文人却因自身武力衰退，将这种开拓精神污名化为“穷兵黩武”。

文人政治的悖论：宋代士大夫以“道德审判”消解武将的历史贡献，却在靖康之变中暴露出“空谈误国”的致命缺陷。当金兵将宋朝后妃“折价充贡”时，苏轼笔下“舐痔”的屈辱竟成现实。

苏轼的“毒舌”与卫青的“原罪”，映照出历史书写的复杂性与权力性。今天重审这段公案，并非要为卫青翻案或否定苏轼的文学成就，而是揭示一个更深刻的命题：当文人垄断历史解释权时，武将的功绩该如何被铭记？

或许正如岳飞所言：“战法革新破匈奴，卫青始！”——在民族生存的危机时刻，那些被文人唾骂的“武夫”，恰恰是文明存续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