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那会儿，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吃了亏，紧接着，北京就闹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大行动。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学生娃子们和做生意的人组织的游行，还有大型的演讲，场面那叫一个壮观。可就在北大图书馆里头，新来没多久的毛泽东，却一个人闷头忙活着，给图书馆的书卡归置得整整齐齐。
这天，毛泽东手头的事情一忙完，就赶紧想着多挤出点时间，去学习点新思想、新理论。可刚打算开始学习呢，就来了个身材中等、一脸严肃的小伙子。他怀里抱着个大箱子，搁下后就跟毛泽东说：“这批书卡得麻烦您重新填一下。”毛泽东心里惦记着国家大事，肯定不高兴啊，后来还跟别人提起，说张老板那脸色可难看了。
这个性格直率的“老张”，其实是大名鼎鼎的中共创始人张申府。老张这人，骨头硬，不跟人同流合污。国共合作那会儿，他看不惯蒋介石那帮人，干脆就退党不干了。可到了晚年，他心里又后悔得不行，一个人在冷清和孤独中，慢慢熬过了好多年头。
【短暂的共产党员】
张申府在1914年考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后来在那里碰到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到了1918年，就连毛泽东都给他打过下手，那时候毛泽东跟他年纪一样大。是通过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才来到北大图书馆，和张申府一起负责图书馆的一些活儿。说起来，张申府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25年退出，总共也就四年的党员身份。
1920年那会儿，北京有了个共产主义小组，张申府就是帮忙搞起来的人之一。这个小组一建起来，张申府就在李大钊他们的支持下，忙活着拉人入党。他当时在法国工作，就是通过他，周恩来才进的中国共产党。等张申府回了国，他又和孙中山一起，忙活着建黄埔军校，自己还当上了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不仅如此，他还把周恩来推荐给黄埔军校，让周恩来也在那儿有了份工作。
1924年那会儿，国民党开了个大会，这事儿就算是国共两党携手合作的起点了。到了第二年，中共也紧接着开了四大会议，会上大家伙儿对跟国民党合作这事儿议论纷纷，挺热闹的。张申府在跟国民党那边稍微打了点交道后，就觉得蒋介石他们这些人满脑子都是权力斗争，还固执己见，根本不适合跟共产党一起干事儿。再说了，共产党也得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不能被国民党带着鼻子走，得自己拿主意。
在中共四大开会那会儿，张申府站出来，满腔热情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和站队，结果却被好多人给笑话了，接着还吵了起来。张申府一激动，火冒三丈，当场就说要退党，然后甩手就走了。后来，周恩来和李大钊都来找他，劝他别急着退党。可张申府这个人太倔了，根本不听劝。
其实，李大钊和周恩来心里也挺赞同张申府的观点，但政治这玩意儿，不是简单的黑白对错，光凭一股子热情，那是行不通的，长久不了。后来，有人这么形容张申府，说他“硬气，宁死不屈”，而周恩来呢，则是“能屈能伸，不轻易折断”。
1927年那会儿，蒋介石搞了个狠心的“四一二”大行动，自己搞起了南京国民政府。没多久，他又来了次“七一五”事变，到处抓人杀革命者，这也就意味着国共两家不合作了。说起来，张申府之前对蒋介石的看法，还真没错。
张申府，身为共产党的资深成员，竟然因为一时的冲动，就匆匆决定退出了党组织。这事儿一看，张申府的性格可能不太适合搞政治，政治立场似乎也没那么稳当。说不定，他的人生追求里，政治并不是最重要的那一块。
【一失足成千古恨】
张申府退出党组织后，转头扎进了文化圈，一门心思研究起哲学来，他还大胆地说自己是“中国哲学界的领头羊”。不过说实话，张申府确实是国内最早琢磨罗素思想的人，罗素访华时，两人还见过面呢。张申府出身名门，从小接受的就是中西合璧的教育，这让他有了不少超越同时代人的前卫想法，在思想文化这块儿，算是个走在前面的人。
张申府转投哲学领域后，对中西方哲学都钻研得很深，变成了那会儿特别有名、大家都敬仰的学问家，就连毛泽东都很看重他。往后，毛泽东写东西时，总爱拿去给张申府瞧瞧。
张申府晚年过得不如意，退党这事儿并不是最直接的原因。你瞧，1938年那会儿，他还给国民党当过一阵子的参政员呢。说到底，最狠的一击是在1948年，张申府写了篇文章，把共产党给批评了一顿。那时候，张申府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正好蒋介石他们找上门来，说只要在《观察》杂志上发篇叫《呼吁和平》的文章，就给3000块钱。张申府就答应了。
在打仗那会儿，就是解放战争的时候，共产党有好几次都想跟国民党好好谈谈，一块儿管管国家的事儿。可国民党呢，不光不领情，还老找共产党的茬儿，两边打了好几场硬仗。到了1948年，国民党是越打越不行，明显快撑不住了。就在这时候，让人没想到的是，张申府站出来说要“讲和”，但他可不是真心想和平，借着和平的名义，一个劲儿地说共产党的坏话。
刘清扬是个大名鼎鼎的社会活动与政治领域的活跃人物。她态度明确，意志如铁，一辈子都在为国家的存亡和兴盛而努力奋斗。她曾多次发起学生抗议、妇女权益争取、抗日斗争，还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各种活动。作为一位老练的政治家，刘清扬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分外珍惜。尽管她跟丈夫张申府有过深厚感情，革命道路上也共同经历过风风雨雨，但面对张申府那种混淆黑白、毫无原则的行为，刘清扬终究还是没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张申府写的那篇文章，不单是把自己的前程给搭进去了，往后还坑苦了刘清扬的政治路。刘清扬本有着一腔政治热血，到最后还是咬着牙，含泪跟张申府彻底翻了脸。那篇《呼吁和平》的文章，简直就是张申府人生的分水岭，让他晚年过得那叫一个凄惨。
【是文人，还是政治家？】
打从1925年张申府离开党组织后，他就逐渐远离了政治圈。谁都明白，政治圈可不简单，里头的门道多得很。你得会看风向，懂得收敛，权力斗争里更是得步步为营，八面玲珑，这样才能站稳脚跟。要是连怎么在里头活下去都不清楚，还谈什么远大志向呢？
张申府说到底，骨子里透着文人的那股理想主义劲儿。虽然在哲学圈里头，他想法挺深，志向也高，但从他离开党组织那会儿起，他的观念就开始跟实际的政治场面合不拢了。所以，他后面的政治路子一直没能有啥大进展。国共联手那会儿，他对政治里的那些妥协让步、忍辱负重的事儿，愣是没看出来。
在打仗那会儿，他对时局的判断模糊不清，硬要在政治场合扯上什么“和平”那一套。他虽说把罗素哲学那套玩得挺溜，但看来对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还没吃透。
到了老年，张申府自己承认，他在政治上不太灵光，而且嘴快心直，有啥说啥，想到哪儿讲到哪儿，从来学不会含糊其辞，更不会故意装糊涂。
新中国成立后，张申府因为写了那篇文章，结果就被彻底封杀了。他在政界是彻底混不下去了，就连文化界也容不下他，没了施展才华的地方。好在有周恩来出手相助，费了好大劲才给他在北大图书馆找了个研究员的差事。
张申府已经过了五十岁，头发已经花白，脸上也显得疲惫不堪。他心情七上八下的，又一次踏进了这个既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地方。这儿是他刚开始工作的第一站。想想这几十年经历的风风雨雨，真是让人心里头五味杂陈，难过得很。
回想以前，现在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那时还是我的得力帮手；想当年，现在的执政党也是由我亲手建立起来；那时候，我还是个满怀梦想、满腔热血的年轻人。
过去的事情就像烟雾一样，早就跟着风没了影儿，现在我又回到了最开始有梦的地方。就好像真的过了三十多年的一场大梦，但说到底那不是梦，也没法重新来过。做错了的事儿，下半辈子都得背着这个责任。
《和平之声》成了张申府一辈子都甩不掉的心事，跟他一直到老。在那个动荡的文革时期，张申府不出所料地被划成了右派，他还写了个叫《我的经历自述》的材料。但在这份材料里，他既不卑微求饶，也不夸大其词歪曲真相，更没有去诬陷别人，就是实实在在地说了些发生过的事儿。
后来，有个老外跟张申府说：“你从政，后不后悔啊？”张申府想都没想，直接回了句：“咱是个知识分子嘛，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得把国家大事放心上。我一直觉得，国家有难时，投身政治是没错的。但那时候，我就琢磨着，能不能走出一条既不跟国民党，也不跟共产党一样的第三条路。”
张申府的观点，说白了，就是走了一种“中间路线”。那时候的中国，乱得很，大家都在摸索，不知道哪条路最适合。国民党想学西方那一套，共产党呢，盯着苏联的模式。这两条路，本来就合不来。要想不走到死磕那一步，真就得找个新法子，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来。
张申府有个挺明显的性格特点，那就是他从来就不爱按规矩办事。所以，让他老老实实走当时那两条主流的革命道路，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说实话，张申府是个了不起的哲学家、思想家，但在政治上他并不算老练。可他生在那个年代，不得不投身到救国存亡的爱国政治活动中。因此，张申府的人生路注定是悲剧的，但这份担当真的让人佩服。
三中全会后，张申府的问题得到了全面解决，恢复了名誉。1986年，他在北京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当时93岁高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