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借朝鲜战争的机会，把“国内派”和“苏联派”这两大势力给解决了。这时候，他在朝鲜想要独揽大权，就只剩下一个绊脚石了，那就是跟中国有关系的“延安派”。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朝鲜有个延安派，他们跟其他两个没啥后台的派系可不一样。这个派系在朝鲜政坛里，那可是相当有分量，手握大权。
与此同时，那44万志愿军在停战后留在朝鲜，就像是朝鲜“延安派”手里的一张秘密王牌。
“国内派”和“苏联派”都落魄后，“延安派”心里明镜似的，知道金日成迟早会对他们动手。朝鲜战争一打完，他们就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政变。可这些筹划的人压根儿没想过，这场政变不光没能让“游击队派”垮台，反而还帮金日成一把，让他顺利坐上了权力的头把交椅。
【延安派】
上次我跟大家聊了聊，建国那会儿朝鲜政坛里头分了四大帮派。不过啊，这四大帮派的力量可没那么均衡。
1946年8月份，北朝鲜劳动党搞了个成立大会，会上不光是把36万6千多名党员给正式认定了，
选举结果出炉，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一共有43位当选。金日成原来的游击队一派只拿到了5个位置。而延安派作为实力最强的一派，占据了优势，他们总共得到了19个席位。更让人瞩目的是，前延安朝鲜军政学校的校长金枓奉，他还被大家选为了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长。
不过，延安派人数虽多，却一直没能找出一个像金日成那样的领头人。没有个核心人物，这就成了金日成削弱延安派的一个好机会。
朝鲜战争一开打，金日成就瞅准了时机。他瞅见朝鲜人民军在战争头阵吃了亏，就把战场上那些乱七八糟的问题，一股脑儿地推给了那些不同路子的人。那时候，朝鲜急需要一个能镇得住场子的头儿，所以中苏两边对金日成在打仗那会儿搞的小圈子、拉帮结派的事儿，大多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咋去管。
在中苏的默许加上对手内部不和的情况下，金日成不光巧妙地把延安派的朴一禹等人排挤到了次要位置，而且在战争快结束时，干脆彻底解决了那些已被排挤到边缘的“国内派”。
【主体思想】
朝鲜战争打完后，金日成在朝鲜里头那就算是站稳了脚跟，地位无人能及。不过呢，这种老大的位置吧，明面上没说破，但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关键原因是，为了跟美国在意识形态上较量，苏联不光得自己摆脱独裁的标签，还得管着它的小弟们，不让它们变成让人瞧不上的独裁政权。
1956年2月份，赫鲁晓夫在苏共的二十大会议上，搞了个内部讲话，主题叫做《谈谈个人迷信以及它惹出的事儿》。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让大伙儿看到苏联正在往好的方向走。
那个秘密报告一出来，红色阵营里头可炸了锅。但在离莫斯科老远老远的平壤，金日成却觉得这是个机会。在朝鲜，就金日成一个人看出，赫鲁晓夫这是在拿自己的地位下注，玩一把大的。
朝鲜战争打完后，金日成就成了大家心里的大英雄，被崇拜了整整四年。不过，老百姓对他那种没头没脑的追捧，也让朝鲜高层里不少人对他有了意见。
不少人都说，他故意拿“个人崇拜”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事儿金日成也没办法，只能眼睁睁瞅着那些不满他的人，打着“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号聚到一块儿。
不过，苏共二十大的那份报告，不光是把斯大林那时候的个人崇拜问题给抖搂出来了，还顺带给金日成送了个台阶下，毕竟他那时候也真在搞“个人崇拜”那一套。
他一开始就说，苏联那份报告说得一点没错，接着他很干脆地承认，朝鲜国内也确实存在对个人过度崇拜的问题。
不过，由于苏联也曾遭遇类似情形，金日成指出，个人崇拜的问题源于部分苏联派人员的误导性宣传。随后他又说明，个人崇拜其实被夸大了，很多人错误地将民众对朝鲜劳动党的领导和信任解读为个人崇拜。
金日成抓住这个机会，说：“咱们得把好的民族文化传统传下去，还要让它跟马列主义一块儿发光发热。”
这个说法是金日成提出的“主体道路”，它后来发展成了“主体理论”的基础。尽管金日成的这条主体道路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特点，跟传统的马列主义差别挺大。
苏共二十大之后，朝鲜推行了一条新的道路——主体路线，这条路线迅速赢得了众多朝鲜干部的支持，特别是那些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崭露头角的新晋干部们，他们成为了这条路线的坚定拥护者。
他们支持主体思想有清晰的缘由，这批新来的干部不属于以前的四个老派别，要想往上爬，就只能在这四个派别里找到靠山。
有了这批人的支持，金日成不仅没陷入个人崇拜的泥潭，还迅速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了他倡导的“主体路线”上。
赫鲁晓夫那份隐秘的报告，让共产主义大家庭里起了纷争，特别是中国和苏联之间，看法有了分歧。这样一来，中苏两边都忙得不可开交，暂时没心思去管朝鲜那边的事情了。
金日成表面上退隐，实际上却加强了自己的影响力，这让他的个人崇拜愈发根深蒂固。那些原本就对金日成心存戒备的延安派和苏联派残余成员，心里头更加明白，要是再不采取行动反抗，
等那些新干部逐渐成熟起来，在金日成面前，他们根本没法反抗。所以，这批人就开始拼死一搏，而这一搏，就成了大家说的“八月事件”。
【八月事件】
朝鲜战争打完后，志愿军没立马全走。到了1956年年初，还有44万志愿军留在朝鲜呢。他们不光是为了防着美国再来捣乱，帮朝鲜看着点儿，还使劲儿帮朝鲜搞国内建设，帮了大忙了。
从1953年到1956年那会儿，志愿军可没少帮朝鲜老百姓。他们帮忙把地给整平了，让大家能重新种上庄稼。不仅如此，他们还建起了好多房子，加一块儿面积超过了23万平米。另外，那些被毁的大小桥梁，他们也给修好了，数量超过1300座。
不过，金日成确实感激志愿军对朝鲜经济复苏出的力，但他心里也明白，中国有个规矩，就是不管别国内政。所以，他压根儿没觉得志愿军会挡着他集权的路。
另一边，金枓奉带领的反金一派觉得这事儿不能再拖了。所以，在1956年8月，朝鲜劳动党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那会儿，他们就在中央全会上，下定决心要罢免金日成。
他们让当时的朝鲜商务大臣尹公钦站出来，直接批评金日成过分推崇个人崇拜。尹公钦原本以为，自己说的是实话，会得到大家的支持。可他万万没想到，现场的大部分人，要么是金日成的铁杆追随者，要么就已经被金日成给拉拢过去了。
改革派刚开口没多久，就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孤掌难鸣。会议刚收尾，尹公钦带头的那些反对金日成的人，没动武也没开枪，立马就开始琢磨怎么离开朝鲜了。
在那个时刻，金日成做出了他这辈子最关键的一个抉择，那就是暗中不作声，让反对派就这么溜出了朝鲜。
金日成心里明白，在国内加强自己的掌控力其实不算啥大问题。可要是反对他的人开始搞动作，这事儿要是让中苏两国知道了，他们肯定会有所行动。
就像金日成预料的那样，尹公钦一看情况不对劲，当天就从平壤溜了，没过几天就跑到了北京。尹公钦到北京后，哭着跟中国说了朝鲜那边的事儿。中国对具体情况还不太摸底，所以没直接找朝鲜的麻烦，而是先去问了问苏联的看法。
苏联虽然之前听说过有些反对的声音，但对于朝鲜内部到底发生了啥，还有金日成本人到底怎么想的，其实并不太清楚。
八月份那事儿过了才二十来天，米高扬和彭德怀带着的中苏团队就到了朝鲜，他们直接去找金日成了解情况。谈话间，他们隐晦地提到，要是情况不妙，大家可能会联手采取行动，不过这话没明说是针对金日成的。
金日成其实早就料到会有这种局面，他表面上装作挺为难的样子，但实际上却爽快地答应了大部分要求，比如让反对派的人官复原职，还有不进行大规模清洗等等。
金日成那会儿及时低头，给中苏挽回了颜面。但他这么做，其实就是想拖时间，等机会。八月那事儿在朝鲜国内可炸了锅，之前藏着掖着的矛盾，全给摆到明面上了。那事儿过后，金日成和那些反对他的人，那是彻底对立开了。
中苏代表团离开后，金日成开始对反对派动手脚，暗中给他们制造麻烦。等中苏那边因为匈牙利事件忙得不可开交时，金日成立马抓住机会，把所有反对派都抓了起来，一个不落。
延安时期的老前辈金枓奉，快八十岁的时候，被悄悄关了起来，大概在1960年前后离世。而另一位延安时期的老同志崔昌益，则是被公开逮捕，最后在监狱里没了性命。
八月那档子事儿，让金日成的那些最后的反对者们自己走上了绝路。而那些老早就跟着金日成混的旧派，其实也没捞到什么好果子吃。
朝鲜战争结束后，有个叫金昌满的延安派成员活了下来。他虽然一开始是延安派的，但很早就开始跟金日成拉近关系，特别是在朝鲜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到了那个八月事件，他还成了中国不插手朝鲜事务的重要人物。
不过金昌满的结果并不好，八月事件过后，他虽短暂地坐上了朝鲜副首相的位置，是在金日成的手下。但好景不长，没多久他的所有官职就都被拿掉了，从此在朝鲜政坛上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
金日成能够一步步清除国内的政治对手，主要靠的是他巧妙地利用中苏之间的矛盾，以及对全球形势的精准把握。不过，虽然他在政治上相当有头脑，但最终还是坚持要把权力交到自家后代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