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24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旨在总结军队建设经验。然而会议进程中，重点逐渐转向对总参谋长粟裕的批评。

在场众人颇感意外，粟裕乃解放战争核心将领，为共和国建功立业，却何以骤然变为众人指责的对象？

【国防部的初期挑战】

1954年9月，北京举办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其核心议题之一为强化国家军事管理和推进国防建设。

在此背景下，代表们共识决定，于国务院内成立国防部，此举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设立。

彭德怀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及国防部长一职。

11月，粟裕接任总参谋长一职。当时，国防部职能及与各军种总部协调的规定尚不明晰。

国防部初创时，诸多具体职责与操作流程尚处探索阶段，这给部门运作带来诸多挑战。

彭德怀与粟裕在职责划分及权力使用上存有分歧，此差异在日常工作中日渐明显。

依照常规，总参谋部文件一贯直接呈递至毛主席处。

毛主席高度重视总参工作，明确指示粟裕，可每周或半月赴京一次，直接向主席进行工作汇报。

彭德怀回国后主持中央军委常务工作，随之，工作模式发生了改变。

粟裕敬重彭德怀，为工作协调，他将原本直送毛主席的文件改为先送彭德怀，再由彭总转交毛主席。

粟裕在一次工作中，将文件送至彭德怀办公室，要求其转交给毛主席。

彭德怀见状不悦，把文件掷于桌上，对旁人言：“呈送主席的文件，你直接送达即可，何必经我手？我非你通信员！”

为预防同类问题再现，粟裕决定恢复部分文件直接呈送毛主席的惯例。

然而，该直接汇报方式亦引发了新的冲突。

一次，毛主席听彭德怀汇报时询问：“对于总参送来的文件，你的看法如何？”

彭德怀当即愣住，因未览该文件，无法回应毛主席之问。

随后，彭德怀探究缘由，质问总参：“为何总参文件能直送主席？为何不先呈报于我审阅？”

粟裕面临此状况，深感为难。

他既要确保与彭德怀的工作配合顺畅，又要遵循毛主席指示，直接将部分文件报送中央。

这种工作模式存在矛盾，且界定不明，因此引发了许多不必要的摩擦。

【苏联之行】

1957年11月，彭德怀带中国军事代表团访苏，总参谋长粟裕同行，负责交流学习任务。

访问期间，苏方对代表团到访极为重视，特安排高级别会议进行会谈。

粟裕是中国军队核心人物之一，负责计划中与苏军总参谋部的深入交流任务，他亲自会见了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以推进相关事宜。

会谈时，粟裕与索科洛夫斯基深入探讨了国防部及总参谋部在职能上的明确划分事宜。

新中国国防部成立后，其与军队其他部门的职责界限不明，多次在实际工作中造成困扰。

苏联作为军队体系成熟国家，其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分工模式对中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粟裕随即要求苏方提供一份明确双方职责划分的书面说明，以便中方进行深入研究。

此后，该行为引发争议。代表团归国后，粟裕在苏联向索科洛夫斯基请教的消息迅速传开。

有人片面解读粟裕行为为“向苏联诉苦”，并借机指责其为“勾结外国”，这种断章取义的说法缺乏依据。

这些指控缺乏事实基础，而在当时紧张的政治环境中，显得尤为引人注目。

这些声音经由多种途径传入彭德怀耳里，加剧了他对粟裕的负面看法。

彭德怀对国防部与总参谋部职责划分有异议，视其为影响工作效率的关键问题之一。

粟裕此次行动，旨在解决实际问题，却被某些人士曲解，被渲染成所谓的“妄议”行为。

1952年，中国军队处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正忙于调整与建设，各部门工作紧张繁重。

聂荣臻身为总参谋部重要负责人，肩负重大职责。

当时，他代行总参谋长职责，主管总参谋部日常事务。粟裕任第二副总参谋长，主要负责协助处理各项军事事务。

聂荣臻为体谅毛主席工作，决定筛选总参报送给毛主席的文件。

实际操作中，文件需先经聂荣臻审核再上报毛主席，这一流程客观上导致了信息传递受阻，不畅通。

矛盾在一次中央军委会议上被凸显，该会议由毛主席召集，各方意见集中呈现，使得矛盾正式浮出水面。

1952年7月24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清晰表达了其不满情绪。

他提及，自总参收到的文件数量有限，难以深入了解军队工作。他用“信息匮乏，令人焦急”来描述此状况带来的影响。

会议结束后，聂荣臻即刻向毛主席呈交了一份书面自我批评材料。

检讨中，他阐释了出于善意的安排细节，并承认工作方式有误，承诺将立即进行改进。

同时，身为总参成员的粟裕，亦需为团队过失承担相应责任。

粟裕主动向毛主席提交书面检讨，详述工作中不足，未回避问题，并反思总参整体运作情况。

毛主席审阅粟裕的检讨后，对其态度表示认可。

同时，毛主席重申对聂荣臻工作方式的批评，指令总参即刻优化文件报送程序，确保不再发生同类问题。

此次事件形式上为工作作风纠偏，却在总参内部，尤其是聂荣臻与粟裕间，造成了潜在的紧张氛围。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风波】

1958年5月24日，北京举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彭德怀主持，毛主席出席并发表重要指示。

毛主席于会上强调，军队建设滞后于地方经济发展，亟需进行全面深入的改进。

会议初期，毛主席与彭德怀就军队建设发表指导讲话，气氛紧张而严肃，充满工作总结与批评精神。

随着会议进展，焦点逐渐汇聚至粟裕处。

会议中，各部门及军种代表相继阐述观点。

有人指粟裕“反领导”，称其与彭德怀国防部长工作意见不合，不配合决策；另有人批其“要权”，认为总参谋长粟裕过度介入国防部事务。

面对批评，粟裕保持低调。在二次大会上，他依规作自我批评，承认工作不足及不当之处。

尽管如此，检讨并未平息批评。8月31日，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解除粟裕的总参谋长职务。

该决定迅速传达至各级军地组织，指令将粟裕所谓“错误”口头告知军队至团级、地方至地委级。

叶剑英了解状况后，询问总参部分同志：“具体何事？我认为粟裕的问题，顶多算骄傲。”

杨尚昆回忆1958年粟裕事件称：“我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事情很简单，他得罪了两个半元帅。”但他未透露这“两个半元帅”具体是谁。

【解放战争中的争议与团结】

上文提及两位元帅，剩余半位乃陈毅元帅。

解放战争初期，华东战场形势错综复杂，国民党重兵逼近，中共中央亟需制定清晰作战策略以应对。

陈毅与粟裕作为华东野战军的核心指挥，就战略选择产生意见不同。

当时的争议聚焦于战斗发起地点与兵力部署方式等核心问题。

陈毅主张大规模进攻，粟裕则认为应先在内线稳住，通过局部战斗积累优势，待时机成熟再扩大战果。

经多次审慎评估，中央决定采纳粟裕提出的方案。

陈毅接中央指示后，迅速转变态度，摒弃前嫌，全力支持粟裕计划。

华东野战军经战略调整后，在苏中地区屡战屡胜，成功赢得“苏中七战七捷”的重大胜利。

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陈毅重提粟裕并直接提出批评，但批评内容未否定其能力与贡献。

他的批评聚焦于粟裕在某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旨在缓解粟裕在当时复杂政治环境下所承受的压力。

会议中，粟裕完成检讨后，陈毅上前握手以示认可与支持，并率先鼓掌，促使粟裕的检讨发言得以通过。

陈毅的这一立场，延续自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作为，两者保持高度一致。

尽管与粟裕工作中有分歧，他仍能顾全大局，将个人意见置后，必要时调整立场，积极支持战友。

参考资料：王莲花、张异翅所著《湘潮》中提及“常胜将军”粟裕，对其军事才能与战绩进行了详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