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18日的枪声，并非偶然的悲剧，而是北洋军阀统治末期多重矛盾的集中爆发。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交战期间，日本军舰以“违反《辛丑条约》”为由炮击大沽口，国民军开炮还击。
3月16日，英、美、日等八国公使联合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拆除大沽口防御工事，限48小时答复。
这种公然侵犯主权的行径，被《京报》称为“庚子之祸以来最野蛮之外交胁迫”。 执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竟表示“愿和平解决”，激起民愤。
时人讽刺：“政府之膝盖，已跪成列强门前石阶形状。” 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国民党左派徐谦等人秘密策划抗议，北京大学、女师大等校学生连夜油印传单，提出“驳回通牒”“驱逐八国公使”等口号。
妇女协会成员甚至咬破手指书写血书：“宁为救国死，毋作亡国奴！”
二、惨案现场：铁狮子胡同的屠杀时刻5000余名学生、市民手持“废除不平等条约”白旗，高唱《国民革命歌》列队游行。
队伍前列是时年13岁的北京艺文中学学生陈时芬，他高举“抗议列强”木牌；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带病组织同学，沿途向市民分发《反抗列强最后通牒宣言》。 卫队旅长宋玉珍早在前夜便接到格杀令。
当群众推挤执政府铁门时，军警突然开枪，子弹从围墙枪眼、屋顶机枪位倾泻而出。
据幸存者李世军回忆：“枪声如爆豆，前排学生如割麦般倒下，血水顺着沟渠流到百米外的北河沿大街。”
刘和珍之死：身中七弹，其中一颗从左肋射入斜穿心脏，倒地后仍以身体掩护同学杨德群。
张仲超之死：北大物理系学生用相机拍摄军警暴行时，被刺刀挑破腹腔，胶卷浸透鲜血。
妇孺惨状：北京女子职业学校的谢霭如腹部中弹，肠流满地仍高呼“中国不亡！”
官方称死亡47人，实际逾百人（200余伤者多因缺医死於后续七日），最小的遇难者仅12岁。
三、社会共振：从知识界怒吼到国际声援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中写下“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并宣布“此仇不报，鲁迅终生不复执笔”（后仍以笔为剑）。
周作人：主持《京报副刊》推出“三一八特辑”，公开死者遗照与弹孔衣物。
朱自清：带领清华学生抬棺游行，棺木覆盖“杀我同胞者，虽强必诛”白幡。
莫斯科举行十万人声援集会，《真理报》称“中国青年的血将浇灌亚洲革命之花”；日本劳动团体向段政府寄送带血匕首，附言“此刃当诛国贼”。 冯玉祥通电斥段“自绝于国人”，阎锡山停止向执政府缴税，加速了北洋体系的瓦解。
四、历史拐点：惨案如何重塑中国北洋时代的终结惨案后段祺瑞政府彻底丧失合法性，4月被迫下野。时评称：“执政府之崩，非败于枪炮，而溃于屠戮学子之恶名。”
国民革命的加速惨案发生7个月后，北伐军攻占武汉。蒋介石在誓师大会上疾呼：“三一八碧血，乃北伐之先声！”
左翼力量的崛起中共党员从惨案前的不足千人激增至一年后的五万八千，李大钊在就义前总结：“三一八的代价，教会民众枪杆与笔杆必须并举。”
女性解放的标志惨案中女性占死伤者四成，女师大为此设立“刘和珍纪念奖学金”，《妇女杂志》宣言：“中国新女性，自此以血铸魂。”
鲜血书写的启蒙课三一八惨案不同于传统农民起义或士大夫死谏，它是中国首场以现代学生为主体、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市民抗争。当戴单帽穿布鞋的青年倒在哥特式拱门下，当《国际歌》与枪声在胡同交响，一个旧时代在血腥中落幕，而新世界的构建者——从周恩来、邓颖超到无数觉醒市民——正从血泊中站起。
正如1926年3月19日《晨报》头版标题所言：“昨日之血，未必非明日自由之种子。”这场惨案留给今天的启示，远不止于对暴政的控诉，更在于警示我们：当青年选择为理想献身时，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便永远不会折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