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学者、政治家，湖南邵阳汉族人。魏源家风甚好，乐善好施，济世救民。嘉庆八年，邵阳遇灾荒，民间疾苦，饿殍遍地，官府依旧催征钱粮，民怨沸腾。魏源的祖父“毁产代输，邑众以安”，将祖产全部代民上交，让百姓得以解赋，本来殷实的家境，也中道衰落。

魏源父亲除了为官，还精通医道，常常是“讼公甫退, 诊者盈门”，不仅经常不收诊费，还将自己做官的俸禄拿去救济他人。受家风影响，魏源一生豁达开朗，慷慨正义，也形成了他日后忧国忧民，开明经世的品格。

​18世纪末，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人带着最新的发明，比如蒸汽机、纺织机、天文仪，以及110门大口径火炮的战舰模型来到中国，一心想和清政府建立双边贸易合作时，满朝文武大臣和乾隆皇帝以为他们是带着贡品来朝拜进贡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政府，认为天下都是自己的，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其余“小国”都是番邦蛮夷。他们称英国人的科技都是“奇技淫巧”，当英国人以为清朝官员会赞叹自己的科技水平时，所有官员却在告诉他们见了皇帝应该怎么下跪。

与昏聩无能的清政府不同，魏源一生都抱有极其开明的政治主张，是中国近代提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就是在这样一个政治环境下，魏源意识到西方的进步已经大大超越了清政府的想象，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

林则徐虎门销烟后，得罪了英国人，道光为了向英国人求和，免去林则徐的官职。林则徐临走前，拿出自己未完成的《四洲志》，向好友魏源恳求道，一定要写完这本书，真实、详细地介绍西方各国。魏源深感重任，辞去官职，潜心11年，终于完成了这部奇书，并改名为——《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第一版为60卷，后经魏源多次增补，扩充为百卷。这部书向人们展现了80幅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详细介绍了几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科技，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军事教训，整理成有系统的军事思想，在当时顿时成为大清有先进意识的读书人的百科全书。

​然而，这样一部奇书，出版后却并未引起多大的反响。当时的中国有300多万的读书人，几乎都在研习四书五经，儒学典籍。清政府推崇便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儒学，“尊儒”作为思想文化的核心地位，贯穿了整个清代王朝，稍有异见学说，就会被打入“文字狱”。

《海国图志》也免不了这样的命运，不是被束之高阁，就是各种骂声纷至沓来，认为它美化了西方的“夷狄”，对国体“大不敬”。朝廷官员有的建议烧掉它，有的建议把它列为禁书，禁止出版。最终，这部书只印刷了不到1000册，便不了了之。

然而，当《海国图志》传到了日本时，却遇到了天书般的待遇。当时，在清朝驶入日本的货船上，日本船员意外地发现三本压在船舱底部的《海国图志》，当日本人打开书的一刹那，决定了日本未来的命运。

这部《海国图志》，在日本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政府出高价在中国搜集该书运回日本，然后再版。不到两年时间里，这部书在日本的价格上涨了4倍，印刷了15个版本，从皇室到民间，几乎人手一本，最后成为日本政界、商界、文化界的必备书籍，《海国图志》启迪了日本人的维新意识，认识到向国外的先进制度和科技学习，就必须要推翻幕府的黑暗统治，终于，酝酿已久的明治维新上演，日本从此走上世界一流强国的道路。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和日本处于同一个起跑线，同样是长期“闭关锁国”，日本的国力非常弱小，同样面临着英美列强的坚船利炮，被迫打开通商口岸，可就在《海国图志》出版后的短短几十年，两个国家的强弱，在甲午海战中一见分晓。

甲午海战后，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高调访华，被清政府求教中国该怎样向日本学习，伊藤博文只说了一句：“问我干啥？看《海国图志》！”直到此时此刻，清朝人才知道，他们白白闲置了一件怎样强大的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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