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8日，在蒋介石的同意下，陈仪在台湾被判处死刑，并于当天凌晨，便被执行了枪决。

对于陈仪的死，作为女婿的汤恩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在汤恩伯看来，虽然有一点点愧疚，但却依然辩解说：“只因我忠党爱国情深，不得不忍痛检举，不能再顾及陈仪对我的深恩大德。”

事实上，汤恩伯虽然如此辩解，但他在心里却依然难以踏实。早在陈仪被押往台湾后，汤恩伯便想着要花点钱，托个关系，将陈仪救出来，至少保住他的一条性命。

为此，汤恩伯还求到了特务头子毛人凤的面前，请求毛人凤去游说蒋介石。在汤恩伯看来，在当前的这种情况下，受蒋介石宠信的毛人凤或许还可以说上话，除此之外便再无旁人了。

在汤恩伯的面前，毛人凤假装十分为难，在最后送别的时候，才说了一句：“我一定竭尽全力为你办好这件事。”

听到毛人凤答应下来，汤恩伯心里安定了一些。然而，毛人凤怎么会为了区区的一个汤恩伯，而向蒋介石为陈仪进言呢。最终，汤恩伯还是被善于趋利避害的毛人凤给摆了一道。

汤恩伯离开不久后，毛人凤便带着《诛陈（仪）十利留陈（仪）十弊》的手书，亲自来到蒋介石的面前陈述他的意见，并力主将陈仪处决。

陈仪被执行枪决后，蒋介石认为汤恩伯已经没有了任何价值，便逐渐疏远了他，就连他的夫人王竟白也因义父陈仪的去世，而对汤恩伯心生怨恨，带着几个孩子定居到了美国。

在后来的日子里，汤恩伯一个人在台湾孤独地苟延残喘。这样的日子，汤恩伯十分不满，但也无济于事，就连他想要去日本生活，也得不到蒋介石的批准。

早些时候，为了去日本生活，汤恩伯甚至让人偷偷花3万美元，买下了位于东京近郊的一栋有22个房间的豪宅。

然而，就在汤恩伯以招募“日籍志愿军”反攻大陆为借口，登上了前往日本的飞机时，却被要求出示前往日本的证件，实际上是奉了上边的密令，将汤恩伯拦下来。

对此，汤恩伯心知肚明。然而，他还是想继续争取一下，便说自己是受政府的委派，到日本执行特殊任务的，因此没有办签证。

对于汤恩伯给出的理由，飞机上的工作人员并不买账，坚持要他下飞机。为此，双方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汤恩伯还是被几名军警强行拉下了飞机。这次尝试之后，汤恩伯也知道了自己的处境。

被迫回家后的那段时间，为了给自己的心灵上带来一些安慰，汤恩伯在他的寓所内设置了灵堂，每天都会焚香跪拜，反复地唠叨这一句话：“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由我而死……”

此外，汤恩伯还私下请人捉刀，为已经被枪决的陈仪著书立传，以此来给他的灵魂做一些解脱。

就在这本书稿快要结束的时候，却被蒋介石得知。随后，蒋介石不但让人抄缴了这部大约40万字的书稿，还让汤恩伯隔离反省了一周，更是彻底疏远了他。

在这种情况下，汤恩伯感到十分郁闷。苦闷的心情，最终诱发了汤恩伯的重大疾病。

1953年，汤恩伯被检查出肝部有问题。

得知自己患病后，汤恩伯不但没有难过，反而心里有些高兴。他正想借此机会前往日本。于是，汤恩伯便向蒋介石申请，希望到日本去治病。

在看到汤恩伯呈递上来的出国治病申请后，蒋介石只是淡淡地说：“有大过的人，还想到国外治病，浪费国币！”

紧接着，蒋介石在汤恩伯的申请上批示：“就地医治。”

得知蒋介石的批示后，汤恩伯虽然不满，但也不敢表现出来，只是带着些许气愤说：“我的病在台湾治不好，住院也无益。要治病，只有到国外。我申请到日本治病，总裁又不同意，没有办法，只有等死！”

后来，汤恩伯只好接受了台湾医生的诊治。

1954年4月，在一次检查后，汤恩伯被告知十二指肠部位有一个肿瘤，并对他说这个肿瘤很可能是癌症，建议他到国外做手术。

这次，汤恩伯怕了，赶紧给蒋介石送去了出国治病的申请，并附上了医生提到的出国治疗意见。

一个多月后，蒋介石在询问了多人的基础上，才确定了汤恩伯的情况，并批准了他出国治疗的请求。

得到批准后，汤恩伯对自己的身体很不乐观，因此没有任何兴奋，而是带着抑郁的心情，准备前往日本治病。

1954年5月26日，在家人的护送下，汤恩伯乘坐飞机，来到日本东京医治。这次住院后，汤恩伯再也没有出来。

6月29日，在做手术时，汤恩伯因失血过多，死在手术台上，终年56岁。

得知汤恩伯客死日本的消息后，蒋介石的反应极其冷淡，淡淡地说：“死了也好！”

汤恩伯死后，被接回了台湾，埋在台北县南宫壶山。后来，又被迁葬到五指山公墓。

事实上，蒋介石虽然反动，但也见不得忘恩负义之人。他知道陈仪是汤恩伯的义父。在汤恩伯军事生涯中，陈仪没少帮助他，甚至还将自己的义女王竞白许配给汤恩伯，对汤恩伯恩深义重。

在这种情况下，汤恩伯都能背叛自己的义父，他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这就是蒋介石对他的看法。

1924年，在明智大学求学期间与人做生意时，汤恩伯赔了个精光，还欠了一屁股债，不得不休学，并回国想办法。

回国后，在好朋友的引荐下，汤恩伯拜见了时任浙军某主力师的师长陈仪。经过交谈后，陈仪觉得汤恩伯是一块“可造之材”，就答应替他偿还债务，还承诺从此以后，每月会出50元钱，供他回日本完成学业。

对于陈仪的慷慨解囊，汤恩伯感激涕零，当场拜陈仪为师，后又认陈仪当了义父。

1926年，汤恩伯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在陈仪的安排下，汤恩伯进入了陈仪下属的第一师，担任了少校参谋。同年，汤恩伯还在陈仪的安排下，与陈仪的义女王竟白结了婚。

后来，在陈仪的护佑下，汤恩伯官运亨通，年年晋级，成为了国民党的一名高级军官。

1948年，陈仪被蒋介石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此时，在内心里赞同共产党的陈仪，已经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很不满意了，遂决定以年老体衰、精力不足为由不去就职。

然而，汤恩伯却多次苦劝，希望陈仪接受蒋介石的任命。最终，在汤恩伯的劝说下，陈仪来到杭州，担任了浙江省政府主席。

9月，陈仪的旧部郑文蔚带着周恩来的亲笔信来到杭州，劝说陈仪脱离南京政府，迎接人民解放军渡江。对此，陈仪十分重视。

后来，陈仪便在汤恩伯的面前，透露了对蒋介石的不满和反蒋的决心。那时候，为了稳住陈仪，汤恩伯当着他的面信誓旦旦地说：“只要共产党能原谅我的过去，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为人民效力！”

然而，汤恩伯却在私下做着背叛陈仪的打算，只是之前的谈话都停留在口头上，手里没能抓住切实的证据。

1949年1月，为了对起义扩大影响，陈仪特意给义子汤恩伯写了一封亲笔信，让人送到上海，劝说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临阵起义。

得到这封信后，汤恩伯立即将这封信交到了蒋介石的手中，并一口咬定陈仪在策反他。

看到汤恩伯送来的陈仪的“谋反”证据，蒋介石十分恼火，立即让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毛人凤对陈仪采取“囚奸行动”。

为了成功抓捕陈仪，汤恩伯特意给义父写了一封信，告诉陈仪在不日的将来，他就前往杭州，与陈仪一同谋划起义的细节。

最终，陈仪没有等来他最信任的义子加女婿汤恩伯，却等来了毛人凤派来抓捕他的特务。直到此时，陈仪都不相信是汤恩伯出卖了他。

之所以说陈仪不相信这件事，是因为在陈仪被抓捕之前，就接到了中共方面的消息，告知了汤恩伯背叛他的事情。

对此，就连何应钦都看不下去了，带着遗憾的口气说：“公洽（陈仪的字）好糊涂啊！”

3月，在衢州囚禁期间，陈仪见到了他的女儿陈文瑛。从女儿的口中，陈仪才得知了这件事情的原委，叹着气说：“我好糊涂啊！后悔当时没有听共产党的忠告，不但让浙江起义的事情胎死腹中，还把自己折了进去！”

1950年4月，陈仪被特务押到台湾，囚禁在基隆，后被执行了死刑。

蒋介石虽然对陈仪准备起义的事表示不满，但对汤恩伯忘恩负义的事，却更为讨厌。所以，在汤恩伯死于日本后，蒋介石才冷冷地说了那句“死了也好”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