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又搞事情？又想禁止华为和中兴参与印度 5G 网络部署！

2025 年 3 月，印度全国贸易商联合会（CAIT）再次向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全面禁止华为和中兴参与印度 5G 网络部署。这一诉求并非孤例，自 2020 年中印边境冲突以来，印度国内针对中国科技企业的限制举措此起彼伏，从禁用 59 款中国应用到审查中资企业投资，再到如今对 5G 设备供应商的系统性排斥，印度正试图在技术领域构建一道 “对华防火墙”。然而，这场看似单纯的商业博弈背后，交织着地缘政治、经济成本与技术自主的多重矛盾，其复杂性远超外界想象。

CAIT 在请愿书中援引英国禁用华为的案例，声称此举将 “维护印度国家安全”，并符合莫迪政府 “自力更生印度” 的战略目标。这一逻辑并非首次出现。自 2020 年 6 月中印边境冲突激化后，印度国内掀起了一股 “抵制中国货” 的浪潮，CAIT 作为代表 7000 万贸易商的团体，成为这场运动的急先锋。他们不仅呼吁减少中国商品进口，还推动政府取消中国企业的政府采购订单，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发起 “印度商品 —— 我们的骄傲” 活动，试图重塑消费者偏好。

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蔓延直接影响了印度政府的决策。2020 年 8 月，印度通信部宣布禁止华为和中兴参与 5G 试验，转而与诺基亚、爱立信等欧洲厂商合作。尽管政府并未正式立法禁止中企，但通过行政手段施压运营商，迫使后者在招标中排除中国设备。数据显示，华为在印度 4G 网络设备市场中占据约 30% 的份额，中兴则为 BSNL 等国营运营商提供 44% 的设备。若全面禁用，印度电信行业将面临高达 35% 的成本增长，这对深陷债务危机的运营商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印度最大电信运营商巴蒂电信的选择颇具代表性。作为华为在印度的长期合作伙伴，其 4G 网络中 1/3 的设备来自华为。但在政府压力下，巴蒂电信于 2020 年 8 月宣布转向爱立信和诺基亚，参与加尔各答和班加罗尔的 5G 试验。此举被业内视为 “被迫和无奈之举”，因为欧洲设备的价格比华为高出 20%-30%，且交付周期更长。巴蒂电信高层曾私下表示，若全面替换中国设备，公司可能需要额外投入数十亿美元，而这些成本最终将转嫁给消费者。

其他运营商也面临类似困境。沃达丰 Idea 的 4G 网络中 40% 依赖华为设备，若更换供应商，不仅需承担高昂的设备费用，还需重新培训技术团队。相比之下，信实 Jio 则选择 “自研 + 合作” 的策略，宣称开发 100% 印度技术的 5G 设备，并与高通、英特尔等美国企业合作。然而，信实 Jio 的技术方案尚未经过实际验证，且印度本土产业链的薄弱使其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完全自主。

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报告指出，若印度全面禁用华为 5G 技术，到 2035 年将导致 GDP 损失 47 亿至 278 亿美元。这一测算基于三种场景：低场景下仅影响带宽升级，中场景涉及物联网部署，高场景则涵盖自动驾驶、远程医疗等前沿领域。报告强调，华为设备的性价比是印度 5G 部署的关键支撑，其技术成熟度和成本优势短期内难以替代。

此外，印度 5G 频谱拍卖的高定价进一步加剧了运营商的负担。2022 年的拍卖中，印度政府将频谱价格定为全球最高水平之一，导致运营商需支付数十亿美元的牌照费。若再叠加设备成本上涨，多数企业可能陷入 “赔本赚吆喝” 的境地。印度电信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23 年印度电信行业负债率已达 85%，利润空间被压缩至 5% 以下，禁用中国设备将使这一局面进一步恶化。

印度对中国科技企业的限制，本质上是其地缘政治战略的延伸。自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印度加速 “向东看” 政策，深化与美国、日本等国的军事和经济合作，同时试图在 5G 领域构建 “去中国化” 的供应链。2022 年，印度与美国签署《5G 合作备忘录》，计划联合开发 5G 技术标准；2023 年，印度又加入日本主导的 “供应链弹性倡议”，旨在减少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

然而，印度的战略选择面临现实矛盾。一方面，其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度仍居高不下 ——2024 年中印贸易额达 1200 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另一方面，印度在 5G 技术上的自主能力薄弱，本土企业仅占全球 5G 专利的 0.3%，远低于华为（14%）和中兴（11%）。这种 “既要抵制中国，又离不开中国技术” 的困境，导致印度政府在政策执行中反复摇摆。例如，2021 年印度曾短暂允许华为参与部分 5G 试验，但随后又因国内压力取消许可。

面对印度的限制，中国外交部多次强调 “互利共赢” 原则，呼吁印方维护中企合法权益。华为和中兴则采取低调策略，通过法律途径争取公平竞争环境。例如，华为在印度设立研发中心，雇佣本地工程师，试图融入当地产业链；中兴则与 BSNL 等国营企业保持长期合作，通过本地化服务巩固市场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