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军统一大堆人被俘改造》中做了一个初步统计：“1949年和1950年，被捕的军统局将官一级的高干有不少，我在战犯管理所和监狱见到过的熟人有军统局军事情报处正副处长鲍志鸿、胡屏翰、张柏山，训练处正副处长郑锡麟、李修凯，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人事处人事行政科长黄康永及孙文忠等不下几十人；外勤区站长等就更多了，如文强、章微寒、董士立、徐宗尧、邢森洲、岳烛远、黄毅夫、饶林、沈觐康、王乐坡、程浚、马策、毛宗亮、王一心、刘非、李俊才、陈旭东、刘茂欣、陈达、李人士、徐梦秋、袁晓轩、薛仁安、徐晋元、郭宗尧、曾坚、蔡慎初、李汉元、廖宗泽、何际元、东方白等数以百计的军统骨干分子。”
在这数以百计的将军级特务中，至少有七个在影响力较大的小说和影视剧中出现过，其中徐远举、周养浩大家都很熟悉，沈醉也觉得没有必要把他们和自己的名字列上去。
除了“大名鼎鼎（臭名昭著）”的“军统三剑客”沈醉、徐远举、周养浩，还有四个将军级特务大家乍一看可能不太熟悉，但是点小说和影视剧结合起来，大家就有印象了：文强是电视剧《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李俊才是天津特务潜伏计划的具体执行者、也可能是《潜伏》中李涯的历史原型，陈旭东是军统东北区副区长兼沈阳站站长，也就是《渗透》中那个一口一个“弟儿啊”的陈老大陈明的历史原型，还有一个康泽，那可是跟戴笠、徐恩曾齐名的大特务头子。
康泽的别动总队、戴笠的军统、徐恩曾的中统，就是老蒋的三只利爪，后来“国防部”的第二厅也变成了特务机构，各地解放后，有不少二厅特务也潜伏下来，比如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沈蕴存、邱沈钧都是二厅少将特务。
一般来说，有特务背景的战犯都很难提前特赦，咱们今天说的这七个将军级特务，有三个是最后一批特赦，他们就是曾任军统北方区区长、东北办事处处长兼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的文强（被抓时是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代参谋长），陈明的历史原型陈旭东，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兼督查主任周养浩。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兼保密局西南区区长徐远举在1973年病死，即使不病死，也不可能提前特赦——他所犯罪行实在太重，提前特赦他说不过去。
真正在全部特赦之前走出去的，是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云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司令沈醉（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被俘时任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的康泽（1963年4月9日第四批特赦），由天津市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改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不久后投诚的李俊才（1966年4月16日第六批特赦）。
这里顺便说一句，吴敬中的历史原型吴景中，在担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期间，还兼任天津警备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在蒋家王朝，军统（保密局）特务一般都在军中有一个或多个公开身份，这样军衔晋升比较方便：戴笠到死也才是正授少将，而文强则因为在东北行营和保安司令部有职务，所以才在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联名保荐下晋升中将，比戴笠的军衔还高了。
文强一直对戴笠十分感激：“与我相处十二年，他对我是特殊的对待，我感到他对我是一贯的信任，一贯有礼貌。我没有向他求过官，却将我的官阶升得比他自己还高还大。”
文强原本已经脱离军统去湖南当了长沙绥署办公室主任，要不是被杜聿明硬拉到淮海战场，就会跟程潜陈明仁一同起义，那他就是起义将领而无需特赦了。
文强的经历比较复杂，他在黄埔期间就加入我党，还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因为不太好说的原因与上级失联，加入军统后一直从事对日伪谍战和策反工作，可以说既没有出卖任何战友，手上也没有血债，在淮海战役期间，还瞒着杜聿明放走了七个被捕的武工队员。
经历比较复杂的文强不太认同自己战犯的身份，而且坚持不肯认错，所以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也有人说他是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避风，等他特赦出来，那十年基本已经结束，并没有像沈醉那样第二次被抓。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笔者也写过若干次，文强其实是没有什么大罪的，所以特赦他并没有什么问题，原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所长姚伦（王英光的历史原型）还跟文强一起做过反映战犯改造工作的电影《决战之后》，在那部电影中，文强是以真名实姓出现的。
文强并不完全像《特赦1959》中的刘安国那样“毒舌”，实际上他跟杜聿明的关系一直很好，跟管理人员的关系也不错。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我们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和看守员的关系搞得很好。后来监狱长（实际叫管理所所长）换了人， 这个人在俄国留过学，叫姚伦，现在从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两个人还在一起 拍过电影，是很好的朋友了。 我每天在监狱（功德林监狱于1949年改为‘北京战犯管理所’，文强沿用的是旧称）里忙得很，当学习组长，又管墙报，管文艺，我们自己还成立 了一个图书馆，我又在这里负责，过年过节，还写些纪念的文章。还有一些年轻的管理员，有时我就跟他们讲：‘一方面你们当看守员，另一方面你们可以好好学习嘛。买些小学课本读一读，文化就慢慢提高了。你们可以吹笛子，可以拉胡琴，学点东西嘛。’”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文强并没有戾气，特赦后当了全国政协委员、文史专员，享受厅局级待遇，似乎没人认为不应该，至于那个在《渗透》中比较搞笑的陈明陈老大，其历史原型陈旭东更有意思：他是之所以肯当军统东北区副区长兼沈阳站站长，居然是想救出他的“张少帅”。
陈旭东是铁岭，给张少帅当过情报科长，还被称为东北军中的“福尔摩斯”，抗战期间，陈旭东担任“军统局东北特别情报站站长”，其手下的“投胎率”，还真像他说的那么高。
陈旭东和文强一样，在军统期间主要是对日伪谍战，内战期间，文强已经脱离军统，而陈旭东则是内战一开打就被抓，想干坏事也没机会。
陈旭东和文强都是最后一批特赦，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冤枉，文强留京当政协委员、文史专员心满意足：“我的后半生很长。从1949年1月10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认为自己一 直在红旗下生活。 我活得这样长，我家二十代以内都没有九十岁以上的人。我活到九十多岁，感觉非常圆满，感觉越活越有意义， 我还有充沛的精力，不知老之将至。 我的子孙无论是在国内的还是在国外的，都生活得很好，都自由自在地发挥着他们的能力，走在我们国家非常正常的道路上。这个幸福不仅在我个人的身上体现出来了，而且在我的子孙们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文强和陈旭东没有不可饶恕的罪行，跟他们同在最后一批特赦的周养浩可就难说了——他特赦后像吃了秤砣一样要求去投奔老蒋，被拒之门外也不肯回来，最后客死洛杉矶，成了孤魂野鬼。
康泽曾把受伤被捕的红军战士剖腹挖心，徐远举周养浩更是残害无数烈士，连沈醉都认为他们罪无可赦：“他们都是重庆大屠杀、大破坏的直接参与者和主持者，我既参加了起义，再把他们放走，就不好交代了。”
沈醉揭发了徐远举周养浩很多罪行，对自己的罪行，也遮遮掩掩地说了一些：“1941年，我在重庆当了一段时间卫戍总司令部的稽查处副处长和代理处长，抓过一些人，可能都在重庆大屠杀时惨遭杀害了。”
沈醉当过稽查处处长，接替吴景中担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的李俊才，也当过稽查处长，“稽查人员”一向作恶多端，这一点连沈醉自己也承认：“这些人作恶的程度，真可说是骇人听闻的。只要当上一年的稽查员，拿去枪毙了决不会冤枉！”
康泽和周养浩、徐远举罪大恶极，沈醉双手也没少沾血，李俊才当了那么多年稽查处少将副处长、处长，肯定也不干净，这样算来算去，似乎只有文强和陈旭东“有情可原”，于是最后留给读者诸君的问题也就出来了：在您看来，我们熟悉的这七个将军级特务，最不该特赦的是哪几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