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能够在农业领域独树一帜，成为一面鲜艳的红旗，而学大寨运动也能发展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性群众运动，这与毛主席的坚决支持和大力提倡是密不可分的。他高擎起大寨这面红旗，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就是期望通过弘扬大寨精神，有力推动我国农业生产实现高速发展，并借助农业战线的成功实践，将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推向新的高潮。

在劳动管理方面，因地制宜、合理安排生产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在调研过程中，大寨群众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描述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劳动定额包工情况：“社员劳动，干部验收；社员劳动，干部记工；社员犯错误，干部批评”。他们还用“干部是管人的，社员是人管的”来概括定额包工带来的结果。然而，自从实行大寨劳动管理办法后，为了最大化劳动效益，在安排农活和劳动力时，大寨会提前对劳动力进行细致评估与分类，无论是技术劳力、强劳力还是弱劳力，都根据每项工作的轻重缓急进行合理安排。

为了确保每段农活都能得到妥善安排，真正激发社员的劳动自觉性，大寨还会在安排农活时让群众广泛讨论农活与劳动的配置问题。在后续的评工记分环节中，“自报公议”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机制，它让社员能够实事求是地对自己和他人的劳动进行鉴定。通过这种形式，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来管理、衡量每个社员的劳动表现。

显而易见，“自报公议”不仅为社员评出了更加合理的劳动工分，更成为了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宝贵过程。实施大寨劳动管理办法后，工分的多少、检查验收的标准、社员劳动的好坏等一切事务，都由群众自己讨论决定、自己处理。这种广泛的参与让群众对干部的意见大大减少，干群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加紧密。大寨的这种实践，无疑是对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生动诠释和有力践行。

人民群众始终是改革和发展的核心力量，中国改革的伟大历程正是在充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基础上不断向前推进的。团结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也是我们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与根本目的的完美统一。

土地分包到户，由农户分别完成国家征购和集体提留任务。这种以土地集体所有、家庭分散经营为特点的双层经营体制，成功找到了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钥匙——“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一制度实现了责、权、利的统一，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并发展了农业生产力，促使农业生产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带动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历史性巨变。“包产到户”以其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只有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才能确保改革和发展的顺利推进。温铁军后来在书中写道：大寨早已成为过往云烟！只有小岗才是大势所趋，符合发展潮流。

《省委六条》明确而坚定地指出，农村工作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公开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率先实现了农村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1978年2月14日至16日，万里在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掷地有声地提出：“农村在农业生产大忙季节，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他深刻指出：“‘四人帮’批判什么‘唯生产力论’，把人们的思想都搞乱了。”他强调，农村必须“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如果农村不以生产为中心，没有粮食或者粮食不够，没有棉花或者棉花不够，那大家吃什么？穿什么？这本来是再普通不过的道理，却被‘四人帮’给搞乱了。”他呼吁：“一定要以生产为中心，把生产搞上去。”随后，在4月3日召开的全省各地市生产电话会议上，万里再次对“以生产为中心”的重要性进行了强调。

在粉碎“四人帮”的阴霾刚刚散去不久，以万里为首的中共安徽省委便勇敢地打出了“以生产为中心”的响亮口号，这对于渴望走上改革之路的安徽农民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士气。对此，《人民日报》在3月初进行了及时报道，并高度评价这一口号“是完全正确的……安徽省委在农村及时地重提这个口号，是拨乱反正的一个果断行动，对于搞好春耕生产和加速今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六条规定”的精髓，在于它着重强调并坚决维护生产队的自主权，倡导依据当地实际情况灵活发展生产。省委对此高度重视，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将贯彻落实“六条规定”视为头等大事，全力以赴推进。以今人的视角审视，这些规定似乎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然而，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理念却如同禁区一般，被错误地扣上“唯生产力论”和“资本主义尾巴”的帽子，遭受批判、打压乃至砍除。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六条规定”无疑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它犹如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农村迷雾中的一束曙光，是首份勇于调整农村经济政策、打破“左”倾束缚的开拓性文件，为全国农村改革树立了先河。

《省委六条》的问世，不仅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风向标，更是奏响了农村改革乐章的序曲。它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铺设了道路，起到了关键的启动和引领作用。这一改革如星火燎原，从“包产到户”开始，迅速席卷全国，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延伸至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汇聚成一首激昂澎湃的改革交响曲，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面貌焕然一新。

回望自1987年以来的二十年间，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9%，傲居世界之首，远超全球3.2%的平均增速。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国力大幅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从80年代的第11位跃升至第6位，国际地位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特别是在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时，我国政府坚定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成功抵御了危机的冲击，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包干（到组）”责任制以其显著的成效证明了其价值。1979年7月，在凤阳，这一制度实施仅半年有余，便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丰收盛景。全县715,000亩小麦总产量高达177,470,000斤，较1978年增长了46%，社员平均口粮增加至250斤，增幅超过80斤。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原本贫困落后的梨园公社，在实行“大包干（到组）”后，午季小麦总产量激增至1,700,000多斤，加上社会产量，增幅超过一倍。小岗队更是从1976年人均口粮5斤8两的困境中走出，逐年攀升至1979年的150多斤，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为了争取上级对“大包干（到组）”责任制的正式认可，凤阳县委于1979年7月1日，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上报了《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关于在农村实行“大包干”办法的报告》。同年8月8日，《安徽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题为《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改革——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办法值得提倡》的文章，该文节选自凤阳县委的报告，标志着中共安徽省委对“大包干”形式的正式肯定，并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正当“大包干到组”初见成效之际，社员们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包干到户，这标志着凤阳农村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是凤阳县委面临的最为艰难的挑战。小岗模式，这一以分田单干为核心的小农经济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也带来了产业单一、经营分散、组织松散等问题，限制了社区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对于当时的小岗村而言，家庭经营仍然是最具生命力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