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随着上海战役的胜利，我第三野战军解放了上海市。
陈毅出任上海市市长后，蒋介石多次下达暗sha陈毅的命令。
然而这些精心策划的暗sha行动都未能得逞，刺客们反而在短时间内被我党一一捕获。
但在这一系列事件中，还有一位军统女特务劳有花，她在行刺失败后潜逃，并成功躲藏了八年之久。
期间，她甚至差点加入了党组织，但最终因为一个细节意外暴露了隐藏身份。
那么，劳有花是如何成功潜逃八年的？最后又是因为什么细节而暴露身份的呢？
1949年5月下旬，上海战役硝烟弥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最终解放了整个上海市。
随后，陈毅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蒋介石对此恨之入骨，下令 “国防部保密局” 局长毛人凤不惜代价暗杀陈毅。
毛人凤积极行动，指派两名特工潜入上海执行暗sha任务，却均被我党提前侦破，落得极刑下场。
消息传至台湾，蒋介石大为失望，对毛人凤一顿痛斥。
1950年初春，蒋介石再次下达密sha令，并亲自指定刺客刘全德。
刘全德，江西吉水人，年少时曾怀揣革命梦想加入红军，成为中央特科的一员。
然而，1935年，他在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捕，最终背叛信仰，投靠国民党，成为军统的 “王牌sha手”。
他参与过多次暗sha行动，双手沾满鲜xue，比如曾成功暗sha了多名进步人士，在当时造成了恶劣影响 。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刘全德的野心并未收敛。
当毛人凤找到他执行暗sha陈毅的任务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他密赴上海，与潜伏特务接头。然而，这位特务在上海解放初期已向我党自首。刘全德对此并不知情，他通过 “关系” 核实情况后，逐渐解除了戒备。
然而，这位 “关系” 却趁机向解放军巡逻小组汇报了刘全德的情况。不久，刘全德便落网了。
同时，我党人员还根据刘全德的交代，迅速出击，将另一名同伙雷霜缉拿归案。
但对于刘全德提到的第三个 “关系” 劳有花，我党却无功而返，因为刘全德提供的地址并无此人，劳有花则下落不明。
1948年11月，解放战争的胜利曙光已初现端倪，国民党深知败局已定，开始筹划退路，其中一项重要部署便是安排大量特工潜伏。
劳有花，便是这众多潜伏者中的一员。她接到了毛人凤的亲自召见，被赋予了前往上海潜伏的重任，并获取了联络的暗语与密码。
劳有花，一位出色的特工，在之前执行任务时，曾巧妙地利用身份掩护，成功窃取了重要情报，为国民党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支持 ，展现出了出色的情报收集和应变能力 。
深知此次任务的艰巨。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潜伏特工通常由各自机关通过既定关系介绍安插。
然而，劳有花却对此持有不同看法。
她认为，随着我党的胜利，这些介绍方式将变得不可靠，极易暴露身份。
因此，她决定自力更生，在上海滩的寒风中四处奔波，最终在杜传耀的诊所找到了藏身之处。
在诊所的日子里，劳有花表现得极为出色，不仅赢得了杜传耀的认可，还与同事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然而，好景不长，杜传耀因经营困难决定关闭诊所。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劳有花虽然无奈，但并未绝望。
在杜传耀的热心介绍下，她很快在曹家渡的一家纱厂找到了新的医务工作。
然而，新的工作环境并未给劳有花带来长久的安宁。
上班不到一周，她便不得不与老板发生了关系。
尽管如此，劳有花却认为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老板至少可以成为她的一层保护伞。
然而，1949年10月中旬的一个晚上，老板因心脏病发作在她身上猝死。
老板的妻子找到她，用一沓钞票作为交换，命令她立刻离开工厂，永远忘记那晚的丑事。
三天后，劳有花离开了那家工厂，很快在卢家湾的一家私人诊所找到了新的工作。
按照保密局的潜伏规定，她将自己的新职业和住址用暗语写成了两张条子，分别贴在了大世界后门和十六铺大达码头的广告牌上，以等待上司的联络。她与上司从未谋面，仅通过这种方式传递信息。
1950年2月上旬，劳有花突然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函。
她用密写药水显示出内容后，发现是以 “保密局” 本部的名义向她下达的指令，要求她立刻收集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要员的出行、生活情况，名单中赫然列着陈毅、饶漱石、谭震林、曾山等干部人员。
劳有花立刻意识到，台湾方面已经计划对这些我党干部实施暗杀行动。
一个月后，她又收到了一封挂号信函。
这次，信是用密码写成的，连发信的上司也不知道具体内容。
劳有花用密码本翻译后，发现是以毛人凤的名义直接下达的一道指令：“即将来客，准备接应，务必配合。”
然而，劳有花左等右等，却始终没有等到所谓的 “来客”。
直到后来她看到刘全德落网的新闻，才恍然大悟自己可能已经被暴露。
意识到危险的劳有花，果断选择了逃离。她迅速离开上海，逃往山东，最终在济南落了脚。
劳有花自幼历经坎坷，父母在抗战时期便已离世。
她在济南有一位表妹，抗战后期曾前往重庆避难，劳有花热情地接待了她，两人因此建立了深厚的联系。
解放后，表妹嫁给了一位我军军官，自己也成为了干部，在区政府工作。
而劳有花则在一家工厂的医务室里找到了工作，虽然医务室人手稀少，但她凭借仅有的医学知识，勉强能够胜任这份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劳有花逐渐成为了厂里的积极分子。
行业会议、政治宣讲员培训班、工会活动，都少不了她的身影。
在 “反right” 运动结束后，工厂党组织的考察名单中，赫然出现了劳有花的名字。
她满怀期待地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并在1958年初，迎来了党组织的正式谈话和登记表格的填写。
面对登记表上要求如实填写的履历，劳有花早已胸有成竹。
她将自己从1937年考取南京教会护士学校开始，一直到在重庆军统局、南京保密局的经历，全部篡改为在私人诊所工作的经历，而证明人则是她的表妹。
对于1948年底去上海潜伏的那段历史，她也早已想好对策。
她谎称离开上海后直接来到济南，在山东各地寻找失散的亲戚，并在表妹家逗留了一段时间。
至于在霍山路杜传耀诊所和曹家渡工厂的时间，她则如实填写，因为她认为自己在那里并未涉及政治问题。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工厂党组织向上海方面发出了两份外调公函，一份发往上海市卫生局，要求代为向杜传耀调查核实；另一份则按照劳有花表格上的地址发往曹家渡那家工厂。
前一份公函还在上海市卫生局流转时，后一份公函已经产生了作用。
那家工厂虽然已经公私合营，但工作人员并未变动，而公函上的信息与当年的调查记录高度吻合。
他们清楚地记得，多年前我党曾来调查过一个名叫劳有花的女特务，一眼就认出了劳有花。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拿着公函前往上海市police。
上海市police局长黄赤波亲自签署了逮捕令，指派policeman前往济南对劳有花实施逮捕。
面对审讯，劳有花对其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她深知自己的罪行已经暴露，无法再逃避法律的制裁。
1958年，劳有花被判处死刑，执行了qiang决。
劳有花的落网，标志着正义的最终胜利。
劳有花的案件，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这段历史，是对我们的一次深刻警示。它告诉我们，和平来之不易，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防范来自外部的威胁和破坏。
同时，它也提醒我们，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任何企图破坏和平、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都将受到历史的审判和人民的唾弃。
